李慧：反思房改醫改和教改實際上意義并不大

　　李慧

　　正在召開的“兩會”上，各位代表對 “房改、醫改和教改” 的反思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有的代表甚至還拍了桌子：“就憑你、我現在的這些收入，誰能買得起房？誰能看得起病？誰能上得起學？”不過，話又說回來，議論歸議論，熱鬧一陣吸引點“眼球”也就完了，說歸說，做歸做，對“房改、醫改和教改” 的反思實際上意義并不大。

　　對于涉及公眾利益的“房改、醫改和教改”，已經成為壓在普通民眾身上的新“三座大山”，這樣一個結果已是毋庸質疑的事實。但是，現在反思“房改、醫改和教改”，就像事后諸葛亮的“馬后炮”一樣，并沒有什么實際上的意義。比如，對于城市里上萬元一平米的房價，能讓它降下來嗎？即使是下降到一半的價格，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還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更何況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城市里的“圈地運動”已經基本結束，以后“見縫插針”式的發展只能是房價越來越貴，這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

　　至于“醫改”和“教改”也基本上是同樣的情況，因為迅速發展的醫院和急劇膨脹的教育已經是不堪重負了，對醫療和教育的欠賬還沒有還清補上，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新的投入。所以，衛生部長信誓旦旦地說，全民免費醫療根本就不可能，而且“醫改”涉及十幾個部門，不是一個衛生部門的責任。而教育部的官員也明白指出，教育資源本身就是緊缺的，現階段只能是根據你的不同收入接受不同的教育，至于教育亂收費也不只是教育部門的事情。事情已經非常的明白，對于“房改、醫改和教改”，這壓在普通民眾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你不但要唱贊歌，還要以更加勇敢的精神和毅力為國家抗起這份重擔來。

　　國家民政部的官員已經明確表示，在目前階段要想讓重病患者接受有效的治療，要想讓貧困學生能夠升學，要想讓城市貧困人口改善居住條件，只有大力開展捐資救助活動，通過這樣一個渠道緩解現實的“房改、醫改和教改”壓力。然而，不通過政府的主渠道，沒有認真對“房改、醫改和教改”系統的總結分析，僅憑借著社會的救助體系要想徹底解決百姓買不起房、能不起病、上不起學的問題無疑于杯水車薪。要想徹底“房改、醫改和教改”的問題，光是這樣的“亂吵吵”或“瞎捭闔”，這樣的反思根本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

　　近一段時間里，包括吳敬璉先生在內的一批經濟學家都主張對改革要進行反思，比如吳敬璉先生就談到：“2004年到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于我國改革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的大爭論。這種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明確今后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但是，如何對改革進行反思，反思改革的標準是什么，對改革反思應從哪些方面進行反思，反思改革的原則和切入點究竟是什么？這些問題都不明確，如何對改革進行比較系統的總結和反思呢？

　　2005年的夏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對我國醫療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報告，著重對改革開放以來至現階段，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了剖析，做出了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總體不成功的判斷，并對未來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框架設計，一時間引起了人們關于對改革進行“盤點”的呼聲，這應當是迄今為止對醫療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官方評價。但在此次召開的“兩會”上，主張對改革反思的吳敬璉先生竟公開對此進行“辟謠”。

　　對人們都在關注的這份報告和如何深化醫療改革的事情，吳敬璉先生輕描淡寫的說，我們研究中心的一位同志為外單位做了個課題，認為醫療改革問題出在市場化上，并作為一家之言在有關媒體上發表了。把不同的意見拿出來做深入研究，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后來就有媒體報道：國務院直屬研究中心認為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吳先生特意強調說：“于是就轟起來了，造成很大的社會震蕩”。吳敬鏈指出：“這個問題沒有經過認真討論，于是網上就出現了很多情緒化的聲音，開始‘搗糨糊’。” 本來是“ 一石激起千層浪”，事情的結果，竟然叫吳先生比喻成了“搗糨糊”，對改革的反思怎能說是“搗糨糊”呢？

　　吳敬璉既然這樣說了：“按照現行的醫療改革，推進起來很難，醫院的改革與國企改革一樣艱難，公立醫院繼續保持壟斷權，既能保持醫療經費，又可以漫天要價，這就出了問題。”衛生部長也說了醫療改革很難，那大家并非改革中人，發表意見當然就更沒有邊了。但是，實際上人們對醫療改革發表意見，并不是“隔山打虎“，而是每一個人幾乎都感同身受地承受著目前看病難和看不起病的困擾。就像有的”主流經濟學家“說改革不需要討論，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一樣荒謬。我想說的問題是，對改革的反思咋就這么難呢？對人們切實關注的利益問題，政府有關部門不是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而是在推卸自己的責任；主流經濟學家更是在一邊要剝奪人們的話語權，這樣對改革的“反思”，不要也罷。

　　頂著改革是正確的“帽子”卻讓人們反思改革，而當人們提出了改革中的一些問題時，卻像吳敬璉先生說的一樣，是在“用造謠、煽動的辦法，來‘搗糨糊’”？難道，看不起病的這個最起碼的普通事實，也要人們當了經濟學家以后才能有發言權嗎？難道關系大家切身利益的醫療改革難題，大家共同出主意，想辦法，一起把它解決掉，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還能是有什么別的目的嗎？要說對改革的問題，每一個人都有發言權，而且是絕對的發言權，因為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是人民的改革，而不是少數人的改革，更不是為少數人服務并牟利的改革。中國的改革初期為什么能夠沖破重重阻力，順利地使改革走上正軌，關鍵是有能正視具體問題，并真正與人民群眾血脈相連的老一輩革命家，他們那種敢于直面問題的改革精神是改革的強大的推動力量，這是不容質疑的。

　　愛因斯坦說：“現在我們的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與力量的結合。”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就是要實現這種“善意與力量的結合”，建立一個強力維護民眾公益權利的“強權政府”，而不是邪惡與軟弱的混合體下的“強權政治”。一個擁有完備的公共管理體系和價值體系的社會，不僅是對市場經濟的最高要求，更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至關重要的保證。多年來，我們在發展中欠下了多少“感情賬”、“經濟賬”、“歷史賬”、“執法賬”，這些欠賬都是要在市場經濟中償還的。而市場經濟也并非是沒有任何約束的經濟，市場經濟必須要在完備的公共管理體系內施行，并在價值體系的約束下運行，國家的責任就在于從公義的角度協調社會的公共管理，并維護這個價值體系的有效性和權威性。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主要的任務。

　　但事實上，2003年，在國家高達37960億元的實際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療衛生四類項目，而其中的37.58%都被行政人員所消耗，這其實已經是一個極為危險的信號，高開支的行政成本和低開支的公共保障體系之間巨大的反差，長期發展下去勢必激化社會矛盾，而高昂的住房價格，缺乏公共醫療體系的保障和沉重的教育問題，這些公共管理體系建設上的欠賬一旦集體爆發，必然是對社會穩定最大的威脅。2005年，中國社科院發表的《社會藍皮書報告》表明，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已經從1993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參與人數也從約73萬增加到了約307萬。

　　我們一直主張發展經濟需要一個穩定的良好環境，但是，提倡穩定并不是在穩定的旗幟下，回避社會現實和忽視具體矛盾，而是應當通過大力加強社會公共管理的步伐，促使社會真正走向穩定發展的方向。因此，那種暫時的“穩定”無疑是有害的。根據國際上的經濟發展經驗，當一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時候(中國是2003年)，社會的不確定因素將會增多，并有可能進入一個高風險期，而這并不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和公共管理失衡所造成的。因此，如果我們不能正視并一味回避我們發展中的矛盾的話，矛盾的積累效應就將會像火山一樣可怕。而事實上，這些問題也并不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拖延了許多年的農民工工資和建設拖欠工程款的問題，在新一屆政府的努力下不是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嗎？ 2001年底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債務占全部貸款的比率已高達25.37%，但事實上國有銀行的自有資金比率只有3%左右，這樣高風險的問題我們不是也同樣輕易地把它化解了嗎？

　　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只注意了向前發展的速度，卻忽視了決定性的文化問題，忽視了均衡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忽視了對市場經濟規律的研究。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房改、醫改和教改”的確是成功的，城鄉居民的住房面積不斷增加，各種醫療制度不斷健全，國家也在想方設法解決醫療保障難題，而中國的教育規模更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這些無不是改革的巨大成就，對此任何人都是無法予以否認的。但是，就在政府官員對此沾沾自喜、并認為改革已經值得肯定的時候，卻出現了另一種不容忽視的現象，沒有人能買得起高價房，沒有人能上得起高價學，更沒有人能安享有效的醫療改革成果。因此出現了中國人最大的困惑。那么，中國“房改、醫改和教改”三大難題的困境究竟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沒有把“人”作為市場經濟的中心，沒有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搞了好多年的市場經濟，結果卻還是吳敬璉先生說的：“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所以，對公眾利益的輕視就是必然的了；

　　二是缺乏正確的改革方法和改革家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那種只圖表面上的形式，卻不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的改革方法是不能解決改革中的問題的。比如各地開展的公安局長接待日活動，群眾凌晨三點就來排隊，問題已然成堆，那些個領導一天都在干些什么不是很清楚嗎？為什么不能像胡總書記、溫總理那樣主動深入到群眾中去解決問題呢？

　　三是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化改革，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內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其發展主要是投資者具有幾乎不可滿足的需求。然而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們并沒有真正地改變這種總量投資增長型的經濟結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本質區別究竟在哪里？我們一直以來，認為就是用“市場手段”與“計劃手段”進行區別的，實際上，沒有卓越的計劃經濟模式，僅僅依靠單純的市場手段是不行的，其結果必然是導致一片無法控制的混亂經濟，這是那些盲目鼓吹市場化，卻對市場化本質一無所知的“主流經濟學家”誤導改革的關鍵的原因。比如吳敬璉先生就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計劃經濟，哪些是市場經濟卻沒有明確的指出來，相反，大家倒是感覺隨著科技的進步，市場中的計劃手段不是減少了，而是越來越強了，而有些該開放的市場反而更加集中化了。而當我們再深入地向“主流經濟學家”們追問下去的時候，他們根本就說不清楚哪些是計劃的手段，哪些是市場的手段了，在這樣一種所謂的市場化改革中，怎么能清楚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呢？

　　阿爾弗雷德·D·錢德勒早在1977年寫的《看得見的手》一書中就已經指出：“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經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 市場在現代管理技術和公共管理體系之中，已經可以變得處于可控的狀態下，亞當·斯密所指的“無形的手”并不意味著就是“混亂的手”和沒有秩序。因為這只“無形的手”在不同國家體制下的效果是不同的，早就有人明確地指出，“無形的手”在英國是有效的，在德國則是混亂的。衡量市場經濟的標準并不取決于市場規模的大小，而取決于市場活動和經濟增量的大小，實踐證明，“無形的手”要比“有形的手”更能有效地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然而，并不是市場經濟就能決定一切，市場經濟還要形成和諧的、良性的、積極的流動氛圍。正是“主流經濟學家”盲目地主張市場化改革方向，而不認真地考慮國情和中國特殊的文化環境，異化和扭曲了改革的精神實質，背離了科學的市場化改革目標，造成了今天中國經濟發展中不和諧的一面。

　　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本質區別在哪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和投資拉動的粗放式增長，而市場經濟則主要是規范的自由競爭體系和經濟的良性循環來實現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本質區別，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獨立的、可以調控的市場體系，而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所在。可以說，公平競爭才是市場游戲規則的核心。所以，我們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一個原則，不是要將發展經濟當成目標，而是要把建立市場的公平制度和充分競爭體系作為目標。換句話說，從本質上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是利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來調節社會各種資源的配置，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成了完整、獨立的市場體系，因而其具有較強的市場防范性，避免了資本主義國家大起大落的經濟現象，從而起到經濟與社會的穩定發展。

　　但是，綜觀中國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發展情況，仍主要是靠投資增長、政策的利好和市場的空缺來實現的經濟增長，實際上，主要的經濟增長方式與計劃經濟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雖然第三產業的比重增加了，但這主要是因為整個知識經濟時代產業方向的改變，并不意味著經濟競爭能力的增強和投資拉動經濟力量的減少，那種過剩的酒店熱、高爾夫熱、渡假村熱、商業熱不仍然是在靠投資實現經濟的增長嗎？我們為什么要不斷地進行綜合治理、減壓減負、結構調整、環境治理、規范市場呢？在這些冠冕堂皇名詞背后實際上正是沒有充分依靠市場，發揮市場機制造成的，特別是我們沒有與市場經濟匹配的文化傳統，沒有從市場經濟的本質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把握市場經濟的發展所造成的。所以，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迄今并沒有真正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曾提出 “公共通道”的概念，就是要使每一個社會個體都能參與到政治決策中來，通過這種“社會力量”的參與，使政府的公共政策更加獲得均衡的力量。公共管理是社會轉型最重要的保證，沒有好的公共管理體系，包括政治、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是基本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實現強權政府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完善這種“公共通道”，就是要通過加強公共管理的建設，實現社會治理結構的和諧發展。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假如沒有良好的社會公共管理體系，任何一種單項的改革推進都將是極其危險的，不管這種單項的改革從道義上看有多么重要，從理論上講有多么完美。因為單項改革的示范會對已經開放的市場和價值觀形成一種危險的誘導，而在體系尚不健全的時候，市場卻已經開放的情況下，這種誘導就會像一種潮流瞬間沖破社會脆弱的防護體系，造成社會動蕩的加劇。

　　中央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上議事日程，說明中國已經從構建科學發展觀的大局上，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強調，和諧社會應當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就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明白了中國“房改、醫改和教改”三大難題的困境究竟在哪里？也就解開了正確認識“房改、醫改和教改”發展方向的難題，不僅要體現對公共利益事業的尊重，對人文價值的關懷，還要真正能抓住問題落實下去，更重要的是實行充分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人們對目前中國“房改、醫改和教改”的討論，正是我們反思改革的最佳切入點，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新認識開始。“房改、醫改和教改”走到了今天才開始反思，雖然實際上已經于事無補，也不會有多大的真正的意義，但是，卻對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理論方向，可以使我們正確地理解改革，實現從經濟社會向和諧社會的轉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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