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中國的醫療教育和住房改革是最成功的

　　李慧

　　“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關系千萬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從一開始這方面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幾乎每一次惡性事故的發生都會引起人們較大的爭論，但是，每一次的爭論結果卻都是不了了之。就象“郎顧之爭”以后，國有企業改革多方面的爭議才成為社會的焦點一樣，對“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意見的爆發是從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得出了“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總體不成功”的結論開始的。

　　中國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成功的嗎？是非常成功的。因為我們看到了中國的醫療制度不斷健全，醫療水平不斷提高，醫療技術在不斷地改善；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的教育規模世界第一，中國的教育發展迅速，中國的教育環境正在不斷優化；我們還看到了中國人的居住條件不斷改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人高樓大廈已經嚴重過剩了。所以，就我們看到的的感覺來說，中國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最成功的。

　　中國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失敗的嗎？是非常失敗的。因為我們看到了那么多人在中國天價的醫療制度面前退縮，看到了那么多的人沒有基本的

　　所以，盡管中國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最成功的，但是，無論是那一個中國人都無法安享中國“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的成果，因為在中國“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成果的背后，中國的老百姓們所要付出的卻是極其高昂的支出，甚至是沉重的負擔。總而言之，就大多數國人的感覺來說，“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無疑是最失敗的。為什么“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會深深地刺痛國人，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的確，中國在公共領域的改革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而且，我們所看到的那些熱鬧的場面足以使我們相信中國的改革已經成功了。但是，每每當我們要深究下去的時候，卻往往發現那層經濟泡沫后面卻埋藏著許許多多令國人不解的現象，掩蓋著許許多多令國人心痛的故事。因為沒及時帶錢看病，醫院就硬是看著病人在急診室門前死去；因為沒錢交學費，父親竟然將兒子活活掐死；也因為付不起高昂的房費，在美妙的房改聲中，新婚的年輕人硬是“詐”干了父母的血汗。

　　任何人只要粗略地算一筆帳，就都能知道“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的結果對國人有多么的沉重了，一個孩子上完大學生的支出大約要20萬元，終生的醫療費用支出大約也是20萬元，住房支出以平均水平計也約為20 萬元，連上個人其他的花消費用，一個人成長的總耗費大約是100萬元，而我們滿打滿算的工作時間不過30多年，在目前收入的情況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要掙夠100萬元，這簡直是一個想都不敢想象的數目。

　　當然，對已經富裕了的收入階層來說，100萬元并不算是什么。但我們改革的目標不僅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讓更多的人享受經濟進步和改革的成果，對于這樣一個大多數人接受起來可謂沉重的結果，改革的負擔的的確確是不輕松的。所以，2005年夏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那份《對我國醫療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報告，得出了“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總體不成功”的結論甫一出臺，立時贏得了社會的一派贊同之聲。而把中國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成果比喻成新“三座大山”，更是已經成為了國人的共識和感嘆。

　　所以，反思中國公共領域里的改革，我們不禁要問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改革成功的衡量標準到底是什么——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就算達到目的，還是讓更多的人享受經濟進步和改革的成果才算成功？對倍受詬病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 究竟應該如何衡量？對于這樣一個大多數人接受起來可謂沉重的結果，我們真的可以那么不負責任地說改革是成功的嗎？同樣，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國有企業改革，我們真的可以不顧眾多下崗職工收入銳減的現實，只從國有企業的效益增加方面，不負責任地說國企改革是成功的嗎？

　　厲以寧教授在北大光華2006新年論壇上建議說，中國應當實行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將發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會成本都考慮進去。的確，當我們用科學發展觀回顧改革的時候，如果綜合各方面的客觀因素，改革是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的。所以，我們今天對于改革的爭論，并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成敗二字可以歸納的，而是如何確立改革標準的問題，那種沒有明確的改革目標，卻只有成敗結論的所謂 “改革”是改革最大的障礙，也是我們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最大的思想阻力，我們不能用畸形的改革來毀掉改革，必須用捍衛改革的精神反對一切形式的“假改革”和“為少數人牟利的改革”。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的改革已經從群眾熱烈的參與和積極的呼應，變成了一部分人的窮吆喝與一群人的痛斥，變成了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的搏弈，變成了部分人謀取私利的借口。從多數人贊同“主流經濟學家”為利益集團代言，到衛生部公開反對 “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總體不成功”的結論；從愈演愈烈的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到環境污染、信用喪失、人格精神頹廢和文化素質缺乏，我們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經濟發展的表面繁榮，而是需要建設一個更加科學、和諧、人文的社會，不僅要中國走向世界，更要世界走向中國。

　　中國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失衡的最深層的原因在那里？瓊·羅賓遜在《現代經濟學導論》中指出：“經濟學絕不可能是一門不摻雜人的價值標準的、完全‘純粹’的科學。” 史密斯——這位深受魯迅先生推崇的、開啟了中國人自我性格研究，并19世紀來中國實地傳教達22年之久的美國人，對此是這樣闡釋的：“商業作為文明的輔助手段，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作為改革的手段。……古代那些偉大的商業國家并不是最好的國家，相反卻總是最差的；它們的現代繼承者情形則完全不同，這并不能歸因于貿易，而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中國雖然一直是古代最富裕的國度，但是，大量的財富只供少部分人享用，絕大多數人始終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貧困線以下，此外，官商一體的壟斷行為也極大地限制了自由經濟的發展，因而，中國始終缺乏嚴格的商品經濟意義上的財富概念，而對社會財富強取豪奪的方式更是形成了對權力的崇拜，而對人的價值卻是極大的不尊重。那種流傳至今的“吃了沒有”的問候語，將民眾的窮困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那種不知從何時形成的“下跪”禮儀，甚至引發了近代史上的中英之間戰爭的故事，更是中國腐朽文化的典型象征。

　　20世紀初曾來中國居住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羅斯教授，在他所著的《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中指出：“要解釋中國大眾極端貧困的原因，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中國人都致力于一種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樣的制度使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呢？羅斯教授并沒有告訴我們，但是，我們在近代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從文化角度提出的社會理想類型理論中找到了答案。馬克斯·韋伯的研究結果表明：封建制的獨特性在于其有效的契約制度，而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以后的制度不具有這種屬性，其統治不是按固定的契約和法則來進行的，因而，它不屬于封建制度，只是一種家產制度。

　　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下的私有產權制度的發展是不充分、不獨立和不完全的，產權制度的不完善必然造成契約關系的缺乏，也就自然缺乏有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有創造性的個人存在，甚至發展成了一切以消融個性，侵害人的價值為代價的文化，因而使中國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共管理體系，最終妨礙了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斯·韋伯都認為，那種使國民普遍喪失自愛自持和道德自律的文化，實質上也就是寢淫在封建專制下、文化，根本不可能孕育現代商品經濟制度。所以，在現代商品經濟社會就表現出了嚴重的文化不足問題。

　　中國社會為什么不尊重個人自由呢？其實，中國的自古以來的管理制度一言以蔽之——基本上實行的是一種人身依附制度。因為我們往往不理解尊敬的含義，而是將尊敬異化成過度的謙卑恭順，并最終將其變成了一種人身依附制度。這種制度對人的生命是極為不尊重的，更談不上對人格的尊重，不是和為貴，而是崇尚暴力，通過激烈的權力斗爭來達到個人的目標和私欲。魯迅先生曾就中國人的國民性評論為“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也有人指責中國人粗俗頹廢的“農民意識”，其實這些只不過是社會壓迫下的、扭曲的人性反抗，如果離開社會制度而空談什么國民性只不過是緣木求魚、舍本逐末的辦法。

　　實質上國民性的問題并不是單純的國民素質問題，因為，那基本上是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一種無奈，而不是他們就沒有民主的權利要求，更不是他們的素質就是低劣的，而是上千年封建制度的欺壓和迫害使民眾失去了講“禮”的耐心。中國只有平民，而沒有公民，“公民”是近代才出新的一個詞匯，而沒有公共管理的社會是沒有公民存在的必要的，只有公共管理才能產生出真正的公民。自尊者人必尊之，自賤者人必賤之，國家與人的關系必須顛倒過來。國家不能凌駕于人民的公共利益之上，只有充分尊重自己的公民，才可能有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

　　中國人歷來不重視個人的存在價值，“君子”與“小人”可謂是中國文化的分水嶺，因為中國古代講“君子”和“小人”，從一開始就人為地把人的精神貶低，自然對市場行為中的人的作用表現出一種人格上的蔑視。其次，我們考察中國的歷史，“君子”與“小人”的命運卻經常是相反的：一個奸佞的小人往往身居高位，欺上瞞下，無限風光；而一個謙謙君子卻經常功名難求，一腔愛國熱忱無法施展，一部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小人得志的陰謀史。杜甫在《錦樹行》中感嘆道：“自古圣賢多薄命，奸雄惡少反封侯。”元代一無名詩人說：“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人夸薦。老天只憑忒心偏，賢和愚不辨。” 鄭板橋主張“難得糊涂”、“吃虧是福”，這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我的政治理想》一文中說：“只有個人才思考，從而為社會創造價值，不僅如此，甚至還能建立起那些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標準，要是沒有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有創造能力的個人，社會的向上發展就象是沒有養料供給的社會土壤一樣而不可想象，而人的個性發展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社會的健康狀況狀態必然取決于組成它的個人的獨立性，還取決于個人之間的密切的社會結合。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個人的解放和思想的獨立自由發展才是從古希臘開始燃起，并導致歐洲文藝復興和美洲文化崛起的真正的基礎。”

　　西方哲人黑格爾曾說過：“凡是屬于精神性的東西都離中國人很遠。” 著名學者周國平對中國人行為多年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人文精神缺少人的觀念，缺少對生命的尊重；科學精神中缺少思考的認真態度，缺少對頭腦的尊重；宗教精神中缺少廣義的理念，沒有獨立的心靈生活，缺少對靈魂的尊重。所以，那些看似簡單的公共管理行為背后，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人”的文化。在經濟生活中，中國缺乏個性的民營企業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企業的發展，而不尊重客戶價值的陋習也成為中國企業樹立企業名牌的最大障礙，中國之所以發生了那么多利用“生命維權”的事件，就是因為沒有制定契約和遵守契約的傳統，沒有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和對公共管理的認識。

　　19世紀英國哲學家斯賓塞說，在所有的人得到自由之前，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中國人一直以來是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己任，到近代更是集中喊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但結果卻是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變成了美妙的幻想，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全民意識所帶來的只能是更加混亂的天下。那種不分時代、不考慮環境、不研究具體方式的口號式的全民熱情，帶來的并不是真正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而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沿革中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卻做著把天下歸為己有的勾當，這與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的治理結構思想體系是矛盾的。

　　在阿馬蒂亞·森這位1998年印度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理論中，充滿了人文關懷和對人類民運的思考。他認為，發展就是要消除貧困、人身束縛、各種歧視壓迫、缺乏法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的狀況，從而提高“人們按照自己意愿來生活”的能力，但我們發展的目的卻為資本獻身、為政策鼓掌，而不是為人格存在，為真理求索。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更是把世界歷史說成是“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歷史。他認為這種絕對精神的發展就是個性逐漸成熟的過程，而具有個性的道德和個人的自由意志就使希臘變成了美麗的自由王國，“美好的個性”是古希臘“性格”的中心。

　　20世紀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主要是在法國社會學家德克海姆和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出現了以五、六十年代美國學者帕森斯為首的一批現代化的理論先驅，其本質特征是科學知識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和物質決定論，實質上就是發揚近代西方人的主流，即科學知識主義的人類精神，經濟決定論的人類社會性和享樂主義的人類本性。馬克斯·韋伯精辟地指出，所謂現代化就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的理性化，換句話說，就是注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和實際的效果，更準確地說，就是要建立以人為本的文化。

　　有專家從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角度指出，當一國的制度機制不利于市場交易時，人們相當一部分的勤勞是為了對沖制度成本，這些國家的公民不僅必須更勤奮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這種專制的制度體系只能形成的是一種低效的“多極”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無法讓一個國家的經濟充分地深化。美國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倫曾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的一個自然淘汰過程，但在中國社會結構演進的這一過程中，卻并未表現出明顯的制度自然淘汰現象，反而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傳統影響而得到加強。

　　制度經濟學關注的核心是產權保護與合約執行機制。它包括法治、政府權力與制衡結構、司法獨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最后歸結到對私人產權與合約權益的侵犯，因此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問題最終也是一個產權、合約權益的保護問題。制度經濟學的這兩個中心命題是經濟深化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也不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于自己。而經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將迫使人們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資，即使他們想進行市場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于是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我們再從商業本身的作用來看，因為人文環境的不同，商業本身的作用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說：“經濟生活的發展是個人、企業家進行選擇的結果。很多是日常性的決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現存的產權制度下解決，但有時需要改變規則；有時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規范，有時非正式的規范也發生變化以至消失。”這里，諾斯首次提出了規則與潛規則的問題，并首次提到了企業家與個人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市場中的這些行為無不與契約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淵源。

　　資本主義的發展最重要的誕生了自由經濟的運行規則，并為個人的事業成長創造了足夠的空間。被譽為“管理哲學家”的查爾斯·漢迪在考察了東西方不同制度的社會現代化后，發現盡管商業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但是，人們最普遍關心的問題還是對人生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而盲目地追尋市場的價值就會導致一個不爭的后果，即把一切包括人生都當作了生意。查爾斯·漢迪在《饑餓的精神》一書中，提出一種“正確自私”的個人哲學，認為個人必須對別人負責，然后才能實現自我目標，這樣做的同時也使個人對社會有所貢獻，這也是現代商業精神的最高宗旨。

　　《共產黨宣言》曾經為我們勾勒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藍圖是：“取代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舊制度社會，將是這樣一種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里，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個人平等的自由發展作為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這著實是耐人尋味的。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弗羅姆認為，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個體化是人格完善的重要內容，這也弗羅姆心理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是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因素，沒有對人的精神的尊重，就不可能充分發揮人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換句話說，沒有對人的尊重，經濟活動至少是不完全的經濟活動。中國公共領域改革遇到的難題也正在此。

　　1896年，李鴻章訪美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不無羨慕地表示，中國雖然也辦有報紙，但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事實的真相，因而，也就不能廣泛地傳播文明，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近代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理由，竟然是“文明國家”對“野蠻落后”的東方民族的懲戒。仔細想一想，一個沒有監督的政府，一個人們都不敢說真話的社會，一個沒有明確的契約關系和社會公共管理的社會，不是“野蠻落后”還能是什么呢？在中國人們對于權力本身的崇拜甚于對人的價值的尊重，擁有權力者可以凌駕于維護職責的法律之上，隨意地踐踏法律的尊嚴，同時，公眾法制意識的淡薄又普遍造成了社會公眾對權力監督的薄弱。

　　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上，雖然沒有一個朝代敢公然宣稱與人民為敵，但是，卻幾乎無一不是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那些“起為義舉、成則為私”的農民起義結果照樣還是“換湯不換藥”，中國的普通民眾始終是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的。嚴格來講，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中國的封建帝王建立的都是以攫取個人利益為目標的政治，而不是體現公民意志的政治，一方是“人民病苦，道殣相望”，另一方卻是“宮室日更，淫樂不諱”。魯迅先生在寫給曹聚仁先生的信中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離開了個人主張、個人權力和個人意志，一個社會的先進性是無法表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是沒有“人權”這一概念的，“人權”這一詞匯是日本學者在1861年由西方翻譯過來的，在1897年前后才傳入中國的。而在中國“人權”曾經一直是一個禁區，經歷了一個從諱言人權到黨和政府文件予以確認、再到寫入國家憲法的發展過程。從人權概念的引入到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即國家第四次修憲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實際上，中國自近代以來的百年發展史就是“人權”的不斷覺醒，并得到正式確立的歷史。

　　100多年來，關于中國人“劣根性”的批評不絕于耳，但是，不時見諸媒體的中國人“集體失語”現象和冷漠行為仍在發生，幾乎每天都能見到查出的企業制售偽劣商品案件也并未減少，這些現象都一再提醒我們，不確立經濟改革的最終目標，不建立包括經營哲學、行為準則和人格追求在內的經濟倫理規范，僅有物質上的奮斗目標，我們就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還遠遠沒有完成，只有從根本上確立了全社會的價值觀念上的變革和國民行為上的改變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

　　應當說，在中國所有的改革項目中，“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是最容易的，因為“醫療、教育和住房”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而且，世界各國也都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鑒參考，但是，恰恰是這種最容易的改革最不成功。因為沒有樹立最基本的人文關懷、沒有最起碼的信用紐帶、沒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改革就不能說是成功的。從“文革”十年的隱痛到今天象政治任務一樣的為“農民工討工資”活動，從醫院對病人的見死不救到失學兒童無助的眼神，從關注

　　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孔子在世時的主張并沒有得到統治階級的認可，老子的道德五千言也是武力脅迫下的作品，他們的思想主張中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一種對現實的無奈和出世的理想化追求。這些尚未分化的文人群體對社會的輿論影響造成了民眾思想的混亂，以至于有人從另一方面談到說，假如中國沒有孔子，中國的發展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今天人們對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與20世紀初人們試圖將儒家文化驅逐出中國的主流文化道理是一樣的。

　　有專家稱，改革的阻力來自于既得利益集團，可是，究竟那些人屬于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專家又不肯明確地指出來。也有專家談到，中國公共領域里的改革不很成功，這話怎么聽起來也是特別的別扭，究竟問題在那里，什么是不很成功呢？所以，中國要走向政治文明，要真正樹立強國意識，必須徹底建立一切以公共規則為中心的管理模式，必須徹底改變一切以領導為中心的思維模式上，必須要有個人的思維分辨能力和獨特的精神內涵，只有人才是現代市場商品經濟的活動中心。正如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主題報告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 這是我們不能須臾偏離的、真正的改革目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