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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若漁
“以互聯網為代表，出現了大辯論、大批判形式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歷來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2月24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2006宏觀經濟預測春季年會上作了題為“回歸基本共識，以發展為目標推動改革在發展中追求和諧”的演講，批判了將利益群體矛盾公開化的做法。
李稻葵先生的“高見”顯然暗藏丘壑。在我看來，他的“大辯論無益改革”的論調，實質就是企圖取消公民對事關自己切身利益之改革的發言權，使其像一個木偶似的逆來順受，成為精英意志惟命是從的仆人。
按照李先生的邏輯，既然改革不需要大辯論、大批判，那么，他對“利益群體矛盾公開化”的批判又是基于一種什么樣的道理呢？這顯然是一個悖論。悖論還不止于此，既然李先生要“回歸基本共識”，那我想問，共識到底是怎么達成的？不辯論、不討論，如何達成共識？難道李先生說的話就天然地成為了“共識”而不需要討論？這完全是一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精英主義霸權。
毋庸諱言，作為一項史無前例的改革，誰都沒有資格以真理的絕對掌握者自居。這個時候，公民討論就成為一種必需。也正是在多種意見的碰撞和交流中，真理才會逐漸水落石出，以致達成改革“共識”。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討論過程的必須性和正當性———這不能被理解成一種偏激的民粹主義傾向，而是憲法賦予公眾的權利，是到達真理惟一的途徑。
歸根到底，真理的達成不是一種意見、價值、觀點，從精英———媒體———大眾這種單向度的傳遞路徑，它是一個相互碰撞和相互妥協的過程。如果沒有公眾的大范圍參與、大范圍討論，那改革的過程很可能陷入“畢達哥拉斯式的會道門”———在有限的圈子里，互相亮出手心的五角星，最終使得改革成為為少數人謀福利的工具。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改革的道路上確實出現了一些激烈的甚至是傷害性的言論。但為什么不能把這種言論當成是觀點博弈的必要代價呢？事實上，對于改革，就現在來看，不是公民討論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僅僅因為有了“害群之馬”，就對公民參與改革討論的過程全盤否定，那不僅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更是對公民權利的莫大傷害。長遠來看，這才是對改革最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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