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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溫家寶總理和曾培炎副總理分別作出批示，明確要求城市要優先發展公共交通，國務院辦公廳近日也發出通知，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見》(見本報昨日1版)。在我看來，總理的批示和建設部的意見，其意義不僅僅在于解決困擾中國城市的交通擁堵和中下層民眾“出行難”問題，對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如何定位的問題，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突破。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公交優先”要落到實處，顯然不能只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要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比如在城市街道上劃出公交車專用線，在城市規劃上為軌道交通預留空間等等。實際上，發達國家也都是這么做的。有從歐洲回來的朋友講，在德國由于有專用線的保證，那里的公交車像火車一樣準時，站牌上甚至標出了每趟車的進站和出站時間。毫無疑問，一個普通市民不會因為沒有私家車就感到出行難。這不僅解決了交通擁堵問題，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也有利于社會和諧，其社會效益是相當正面的。
我注意到，“公交優先”的理念最終被確定為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經過長期爭論的結果。此前一個不算太短的時間內，占據主流的意見是要靠市場自發的博弈來解決問題。
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究竟應該這樣定位？發揮什么作用？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曾經總結了三條：一是“提供一套使各種經濟力量競爭公平的法律和法規體系”；二是“處理不能由私人協商有效解決的外部性”；三是“在社會范圍內進行收入再分配”。這三個方面，都指的是社會公平、社會和諧方面的問題，都是靠市場自發的博弈所不能解決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前段時間學界對“小政府，大社會”以及“最不管事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盲目推崇，其實都是有削足適履之嫌的。問題的關鍵顯然不在政府大小，也不在于管了多少事，而在于它是不是管了自己該管的事，比如公共交通就是應該是政府最應該操心的事情之一，但北京及其他大城市近年來的實踐卻表明，政府確實是替私家車想得太多，替公交車想得太少了。
當然，要使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在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方面發揮好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責任和權力要相稱。
鄔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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