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不僅僅是個社會問題

　　王建

　　與以往的五年計劃比較，“十一五”規劃的最鮮明特點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而要做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則必須做到六個“堅持”，其中擺在第一位必須堅持的原則就是：“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展既要有較快的增長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加快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

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確把握經濟發展趨勢的變化，保持社會供求總量基本平衡，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實現又快又好發展。”

    經濟波動幅度逐漸減弱

　　自1978年起，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已經走過了27年，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27年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在9.4%，其中“十五”時期的平均增長率為8.8%，而近三年為9.5%。這27年中，中國經濟也經歷了許多次“大起大落”，例如1979~1980年的“洋躍進”,以及1984~1985年、 1987~1988年、1992~1993年的三次景氣波動。以前出現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起伏盡管原因各不相同，但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傷害，因此是政府希望通過

　　從“六五”到“十五”的情況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情況有減弱的趨勢。“六五”時期，年度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290%(為最高年度增長率與最低年度增長率之比)，“七五”時期為305%，“八五”時期為54%，“九五”時期為35%，“十五”時期為27%，說明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駕馭經濟的能力正在日趨成熟。中國馬上要進入“

    消費率下降投資率上升

　　對這個問題，應當說我們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為經濟增長中已經醞釀著許多不穩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所造成的消費需求不足。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即便是在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消費需求占社會總需求的比重也在60%左右，到了工業化后期還會進一步上升到80%。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由于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實行了高積累、高投資的政策，相應壓低了消費需求的比重，但是改革以后進行了調整，消費率也出現了上升，從“六五”到“九五”，消費率平均為61.3%，其中“九五”期間為59.4%，但是進入到“十五”期間，消費率卻出現了急劇下降的趨勢，2004年已下降到53%，根據今年以來投資增長和貿易順差的情況判斷，2005年的消費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到50%甚至更低。

　　消費率下降的另一方面，就是投資率的上升，“十五”第一年即2001年，投資率為38%，去年已上升到44.2%，今年估計會繼續上升到46%以上。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相對于GDP的比重看，2001 年為38.2%，2004 年為51.5%，今年前三季度又上升到53.7%。

　　要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必須有足夠的需求拉力，“十五”期間中國經濟再現較快增長的勢頭，從投資率的不斷上升看，主要是被投資需求拉動的。在整個“十五”期間，投資對全部需求增長的貢獻高達59.7%，其中近三年更高達62.4%。由于今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可能達100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5%，比2002年上升了2.4個百分點，所以可見近三年消費對新增社會總需求的貢獻只有35.2%，僅僅剛高過三分之一，這種情況可以說是世界罕見。

    分配差距擴大影響再生產循環

　　投資需求高漲與消費需求萎縮的背后是收入分配問題。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收入分配是“大鍋飯”體制，這種體制極大地挫傷了企業家和勞動者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因此成為改革的對象。在1993年11月舉行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就是為要在中國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在分配體制方面的重大突破。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在初次分配中已經成功地打破了傳統體制的束縛，建立了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的分配制度，但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社會轉移分配制度的建設，卻沒有及時跟上，由此形成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拉開的局面。從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普遍指標“基尼系數”看，中國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還只有0.3,到90年代中期已上升到0.4，目前則已超過了0.45。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再生產循環是否能通暢進行的問題。社會的再生產過程由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這四個環節組成，分配環節扭曲，社會再生產的其他過程也會隨之扭曲。這是因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結果，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斷向少數人手里集中，而社會多數成員的收入水平無法隨著經濟發展而相應提高，甚至可能下降，這樣就會擴大儲蓄和投資與生產規模，而導致社會的消費能力不足，其結果是導致生產過剩的矛盾。

　　分配扭曲導致生產規模與消費規模不對稱，這并不僅僅是理論分析，而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病，生產過剩危機就是由于這個原因而爆發的。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第一次生產過剩危機出現在1825年的英國，當時英國的人均GDP還只有300美元，鋼產量也只有50萬噸，可見危機的出現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無關，與采用何種分配體制則是直接相關的。

　　生產資料占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對社會財富的分配，或者說，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在已經進入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由于生產資料也可以參與分配，就難免出現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的情況，出現投資和生產規模過大而消費規模過小的情況，也沒有什么奇怪。

    調節收入分配增強消費的拉動作用

　　從實際情況看，本次投資高潮起于2003年，由于投資的主要方向是重工業，而重工業的投資周期平均為5年，所以到2007年將接近本輪投資周期的終點，屆時就會出現大規模的產能集中釋放的局面。今年以來，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長速度都不低，但許多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卻不斷下跌，貿易順差也不斷加大，這種情況實際反映的就是，在需求高增長的同時，供給能力卻增長得更快，已經表現出產能過剩逐步加劇的前兆。到本輪投資高峰過去的時候，投資增長率會出現明顯下降，而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條件下，消費規模卻難以同產出規模相適應，如果仍然像近三年的情況，只能提供35%左右的需求增量，則經濟增長率就有可能從目前的9.5%，下降到5%左右了，如此，經濟增長則難免在“十一五”期間出現再一次“大起大落”。

　　所以，黨中央在關于“十一五”的建議中指出，要保持經濟的平穩與較快增長，必須“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此才能“保持社會供求總量基本平衡，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實現又快又好發展”。因此黨中央的“十一五”建議把這個問題擺在“六個必須堅持”的第一條，是有極強針對性的。

　　不僅如此，在“建議”中，還提出了“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要求，并且對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問題進行專門論述，提出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強化對分配結果的監管”等等，都顯示出對調整分配關系問題前所未有的關注，并已經把其作為“十一五”期間的一項重要工作。(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