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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巴金老人駕鶴西去，筆者認為巴老留給學界最珍貴的精神遺產即是說真話。當年，煌煌五卷本的《隨想錄》一經面世，在文壇乃至思想界引起轟動，被譽為“講真話的書”。巴金走后，知識分子會沿襲說真話的精神路徑嗎？
知識分子應該說真話。1762年法國出現宗教迫害事件，誣告無辜的新教徒卡拉，判處他極刑。伏爾泰為此不懈奔波，發出正義的控訴。王國維、陳寅恪“惟真是求”，不趨時
媚俗，“以身殉學術而決不向政治權力低頭”。李慎之敢于推翻自己，身雖衰朽而思想更新，躬行說真話。毫無疑問，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學界典范，因為他們敢于說真話。
只有說真話，才能清除掉虛假事實的枝蔓，才能還原事實本身，才能給歷史一個交代，也才能彰顯知識分子的良知本能。文革以來，歷經浩劫的知識分子痛思歷史，紛紛著書立說，重拾“直言者，國之良藥也”的使命，其中夏衍的《懶尋舊夢錄》，顧準的《顧準日記》、韋君宜的《思痛錄》等等相繼出籠。這種品質讓人尊敬。文潔若如此評價巴金：“巴金在20世紀的中國，猶如盧梭在18世紀的法國，列夫·托爾斯泰在19世紀的俄國。”這正驗證了魯迅先生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所說的：“蓋人文之留遺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聲。”也正說明了惟有說真話，才能永葆知識分子的本色。
學者朱學勤極為服膺顧準，因為“當人們亢奮的時候，他(顧準)一個破帽遮顏過鬧市，在冷靜地思考，這場全民狂熱的病根在哪里；當人們普遍消沉的時候，他在積極地抗爭，他在揭露，他在批判造成文革慘禍的那一小撮極左勢力。”以顧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因為敢于說真話而浩氣長存，因為反對說假話而贏得我們的景仰。巴金何嘗不是如此呢？
巴金晚年的兩大心愿，一是建立現代文學館，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館，前者實現了，后者落空了。難怪巴金曾坦言：“托爾斯泰一生沒有達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終以托爾斯泰為榜樣，雖然這太難了，但我還是要像他學習。像我這樣一個老病人，要打起精神來重新生活，繼續前進。”巴金始終以托爾斯泰為榜樣，又有多少知識分子以巴金為榜樣呢？
反觀當下，令人悲哀的是，說真話并沒有被知識分子親歷親為，某些知識分子蛻變為“知道分子”、“知利分子”、“知樂分子”、“知趣分子”，就是缺少回歸常識的知識分子。有些偽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讓人著實不敢恭維。譬如，有的人在文革中充當幫兇、幫忙和幫閑，這有案可稽。可是時至今日，其本人仍然回避歷史，文過飾非，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和悲哀。由此可見，說真話路途漫漫。
聲音不能被壟斷，更不能不真實。正如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道：“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這正是巴金說真話的意義所在，但愿有更多的知識分子步入說真話的行列。
(稿源：紅網)
(作者：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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