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的困境與語境轉換

　  胡克/文

    —談談我們現在怎樣維系社會共識

　　“主流經濟學”是近年來十分流行的一個概念，人們使用這個概念的用意，在于概括一種經濟學派別或者思潮，屬于這個派別或者追隨這種經濟學思潮的那些經濟學家和政策建

議者，在提出和贊成這種叫法的人們那里，便被稱為主流經濟學家。從基本的思想傾向和理論來源講，人們公認“主流經濟學”是以西方經濟學的現成形式，尤其是現代西方占據主流地位的自由市場理論作為其母本的。根據這種理論所持的堅定信念，一個以私有產權制度為普遍的生產組織形式和一個政府甚少管制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將會使得社會的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因此，在“主流經濟學”者的內心深處，凡是與此不相符合的制度，必定是在這樣那樣的程度上起著阻礙最佳資源配置的負面作用，因而是必須通過改革來予以否定和改變的。

　　人們看到，正是“主流經濟學”這種自以為是的核心觀念的存在，使得所謂“主流經濟學”在近些年頻繁成為眾矢之的。在圍繞國有資產流失和國資改革方向的討論中，“主流經濟學”更被認為是導演了私有化過程，必須對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負責。更有甚者，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們甚至于由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加以引申，認定二十多年來的改革至今已經出現了方向上的錯誤，而罪魁禍首就是“主流經濟學”。這樣，二十多年來一度成為“顯學”而到處受人追捧的主流經濟學者們，一時間成了網絡和媒體上頻受質疑的對象。由于在這種一窩蜂的社會思潮面前措手不及，加之更重要的，“主流經濟學”似乎并未在種種非議面前拿出像樣的理論和證據來說服人們，所以，用灰頭土臉來形容這一時期“主流經濟學”的處境，似乎并不為過。

　　只要稍稍冷靜的來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場社會思潮的出現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的客觀社會基礎就是由于發展的不平衡性所產生的社會緊張和潛在社會分裂。從根本上來講，這種彌漫的社會情緒和集體征兆恰恰為二十年來的社會轉型在步入新階段時的適時調整，提供了實踐上的依據。而這種調整將使得轉型過程更加貼近于基于發展前提的實踐邏輯。首先是必須保持發展的持續性，這是民族國家在轉型期的任何時候都須臾不可偏離的總目標；其次，在發展的前提下，為了可持續性以及基本的社會公平，必須對于改革的具體方針作這樣那樣的調整。我們知道，這是維護社會團結的根基所在，而二十多年來的經驗表明，這種基本的社會團結又反過來構成進一步推進改革的社會基礎。否則，不僅改革將難以為繼，發展也會走向扭曲。

　　然而，當人們把轉型期間所有產生的社會弊端一股腦兒推給“主流經濟學”的時候，他們忘記了，假如事情真的像他們所說，主導二十多年來改革的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們，那么，這就意味著，這派經濟學家們不僅應當為這期間轉型過程的負面現象負責，但同時也把二十多年來造成舉世公認的中國轉型成就也歸功于“主流經濟學”了。淺薄且浮躁的人們，難道你們愿意這樣做嗎？畢竟，改革的輝煌成就和在此過程產生的弊端是同一轉型過程的正反兩個方面，你不可能在認定主導者必須對于負面負責的同時不認可其正面的成功。這樣簡單的道理，難道還需要做什么論證嗎？可嘆的是，如今真是一個急功近利和簡單化外加情緒化的年代，人們甚至不愿意想想，手心的反面就是手背。在2004年勢如潮涌的網絡言論和媒體評論那里，甚至于在自詡為人民利益代表的所謂“左派”經濟學家們和郎咸平先生那里，有多少人意識到這個手心手背的道理？

　　另一方面，一個巴掌拍不響。我們的沾沾自喜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一度似乎也忘乎所以，樂于替自己在臉上貼金，即使這份榮耀并不一定屬于他們。例如，有位以主張市場理論出名的教授，就一再表明，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這樣講并不是否認西方經濟學或者所謂“主流經濟學”在轉型過程中給我們的啟發和示范作用。我們所處的時代決定了，從一個具有巨大剛性特征和慣性作用的計劃經濟社會走向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社會，不僅存在著一個發達的和成熟的西方市場經濟作為示范，同時，作為這種成熟市場經濟規范表達的經濟學乃至于整個意識形態，也都在這樣那樣的程度上，通過這樣那樣的形式在影響著我們和我國的決策者。問題的實質在于，作為這種成熟市場經濟形態抽象表達和規范表達的西方經濟學，或者說，作為其中國表現形式的“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沒有真正成為主導

　　這樣說是否對于轉型以來的中國經濟學界有失公允？是的，完全有可能。但是，當簡單化的社會思潮圖一時痛快而將整個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冠以“主流經濟學”這樣一個隱含著原教旨自由主義陰影的圖標窮追猛打，而主流經濟學自身確確實實難以割舍其同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關系時，我只能先從這種被圖式化了的概念開始我的分析。

　　實際上，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從業人員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圍繞著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實踐邏輯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探索，并且形成了眾多影響深遠的理論和政策性建議，這些理論和政策性建議對于指導整個經濟轉型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只要稍微仔細的閱讀一下這些文獻，就會發現其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即規范偏離的總的傾向。假如把經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視為市場經濟的規范表達的話，那么，在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界圍繞制度轉型和發展所形成的浩瀚文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則是對于轉型本身的過程分析而不是簡單的模式照搬。這種致力于轉型過程分析的經濟學研究很自然的，將人們的眼光更多的置于轉型過程的實際情況，也就是所謂規范偏離的現象，而其中的一個主軸，則是探討在轉型的同時如何保持經濟的增長。從事情的本質上來說，正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在這么多年的轉型研究中堅持了實踐導向的研究路徑，才導致多年來經濟學研究廣受歡迎，才導致不少經濟學人的政策性建議為各級政府決策所用，才導致主流經濟學漸成顯學。中國經濟學界在這個空前的歷史大變動年代追蹤著轉型發展的實踐邏輯前行，并且由此而同政治決策保持同步。對于他們的俄羅斯同仁來說，由于休克式療法的劇變而永遠與本應循序展開的長期轉型過程擦肩而過。他們必須立即面對劇變帶來的社會分裂、動亂、扭曲和財富迅速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的現實，以及在此背景下社會生產力的急劇衰退。他們必須，也只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重新反省，只能在這種情形下探討這種不一樣的實踐邏輯，探討民族國家如何走出困境，走向有序發展的前景和現實條件。

　　實際上，“主流經濟學”的概括是一個十分含混且容易混淆視聽的說法。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并沒有照搬照抄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否則，它如何能同漸進式展開的制度轉型比肩而走并廣受追捧？然而，在中國主流經濟學那里，似乎又總是存在一個尾大不掉的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子，這便給那些急于替現實的負面現象找到根源的那些人們找到了口實。主流經濟學多年來更多地在從事著“形而下”的工作，而對于那些本應成為研究基礎的“形而上”問題，卻不置可否，要么就是因為過于膜拜外國的老師而失去質詢的勇氣，要么就是功力不濟。須知，西方那些但凡成為經典經濟學人物的經濟學家，往往都擁有深邃的哲學見解作為其構建整個體系的基礎。而在當代中國，一方面是墮入碌碌無為、庸俗、圖式化、無病呻吟或者食洋不化的哲學，另一方面，卻是缺少路標指引的經濟學研究。在這種研究背景下，作為現代市場經濟及其學說母本的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始終是中國主流經濟學跨不過去的一個鴻溝，一個擺脫不了的巨大的陰影。這樣，追隨著實踐邏輯的“形而下”研究同作為基礎的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那些“形而上”前提之間，必然產生內在的矛盾，由此形成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困境：一方面，作為積極投身于轉型實踐研究的經濟學，它受到廣泛的歡迎；另一方面，作為始終擺脫不掉的陰影，它又十分容易因為或明或暗的原教旨自由主義經濟學背景而受到指責，并成為希望發泄不滿情緒人們的出氣筒。

　　然而，怎樣從一個起初具有巨大剛性作用的計劃經濟社會轉向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社會，并且在轉型的同時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過程，不僅如此，這也是一個人類尚未認識的巨大領域。對于這個歷史過程的實證性分析和實踐邏輯的發現，肯定需要涉及到從社會運動的方法論視野、對于人的自我本質和社會本質的認識直到經濟組織重構的規律性等等一大堆“形而上”問題，這些問題在經典經濟學那里有著不同的描述，但是，這些描述肯定不能構成分析一個動態的轉型過程的理論基礎。因此，主流經濟學必須從根本上超越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框框，必須超越舊的問題視野和語境才能同其對于轉型發展的經濟學研究保持對稱。也只有這樣，中國主流經濟學才有遠大的前途，才能擺脫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陰影并在理論上超越它。

　　顯然，作為主流經濟學，它實際上構成轉型期維系社會共識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它不僅同政治決策之間存在聯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看待經濟現象的眼光和價值偏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主流經濟學同大眾意識之間的分裂，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而二者之間的趨同，則必然意味著社會更加趨于理性化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