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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邏各斯 被高估的罪惡
唐學鵬
善良往往被低估，罪惡卻往往被高估。
這也反映在對中國鴉片戰爭的認知上。鴉片貿易是古老的罪惡的貿易，毋庸置疑。西方人想盡辦法想向古老的中華帝國清政權輸出商品，平衡貿易赤字，但是，這是徒勞的。中國怪異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不需要西方的商品。最后，西方人發現，只有一樣東西比較好賣給中國人：鴉片。(Waley Arthur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鴉片貿易，被認為是中國在1901年之前積弱的主因，因為鴉片讓中國的白銀外流了，根據教科書里的說法，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5年的75年間，西方列強通過鴉片貿易掠走的白銀達12.5億兩之多。
從數字上看，鴉片剝削的財富顯而易見是巨大的。但是，這個數字是否構成中國國力急劇衰落的重要因素呢？中國中心論的左派學者不是說，清帝國的GDP水平巨牛無比，是當時歐洲總和的2倍多。這么大的一個總量，在1901年以前，被鴉片貿易削弱得土崩瓦解嗎？
同時，中國的鴉片故事也可以檢驗經濟學上一個古老的話題：毒品的合法化是否會導致毒品消費的無度？或者毒品的合法化是否會讓毒品的價格下降(因為引入了毒品銷售的競爭)？甚至減少了毒品的消費，以及圍繞獲得毒品的搶劫財物等犯罪行為。因為，這也是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個重要的觀點：放松毒品管制可以帶來更好的效應。
1858年的清帝國恰好可以承擔歷史的試驗室。向中國輸入鴉片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它在1773年獲得了印度鴉片專營權，控制了孟買和孟加拉所有的罌粟生產和外銷。它的鴉片不僅銷往中國，也銷售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只不過，中國的份額特別巨大，大約占到了70%以上。(Greenberg Michael 1951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1796年，東印度公司更換了策略，不再直接向中國出口，而是建立代理商隊伍，讓英國和中國的一些商人成為分銷商，來向中國輸入鴉片。這樣做的好處是，淡化了東印度公司受到的道德指責，同時，也節省了公司的交易成本。
1830年，中國的經濟進入了劇烈的衰退。貿易赤字大規模出現。但是，沒有理由認為，鴉片是赤字最重要的原因，鴉片對赤字的貢獻率僅在20%左右。一方面是中國商品突然失去了競爭力，印度和東南亞出現了中國商品的“替代物”，另外一方面，中國的生產效率大規模降低，有歷史學者認為，各種小規模的民間起義打擊了帝國的生產系統。但，這個結論并不確切。還有一種說法是，是人口和土地的壓力，導致的農業內卷化是生產效率急速降低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說。1830年的經濟衰退，使得1836年的“鴉片大爭論”成為林則徐禁煙運動的話語先導。1839年的那場虎門大火引發了1840年和1856年的兩場鴉片戰爭。《天津條約》使得清政府在1858年宣布鴉片進口合法化，鴉片的關稅為8%。
以1858年為中心點，向前后縱深40年是極其有趣的。因為中國的鴉片一直從印度而來，即使在鴉片合法化之后，中國國內的鴉片種植也是相當有限。而且出產的鴉片質量上幾乎沒法同國際上的貨色競爭。
于是，可以從東印度公司的的鴉片供應價格和需求的變化來大致判斷1858年中國的合法化對鴉片的供應(國際)究竟產生何種影響？
1800年，東印度公司的鴉片每箱的價格為1100盧比，隨后，一路飆升，1820年達到了4300盧比。由于，中國是印度鴉片重要的吸食地，可以看到，中國的鴉片消費在急劇擴大。也可以從中國的貿易記錄上看到，鴉片在這個時候是中國白銀外流的重要原因。但是，1820年以后，這個趨勢就已經弱化了。鴉片的重要性大大下降，1840年的戰爭，并沒有讓鴉片變得“價高一些”，鴉片當年的價格為1000盧比。 Jeffrey A.Miron，Chris Feige 2005
同時，在1858年合法化之后，鴉片的消費增長也非常疲軟，在1860年，鴉片的消費是負增長。中國的鴉片人口急劇下降。這似乎證明了毒品消費是有限制的，并非是無度的。全民皆可能是“煙鬼”，是一個道德恐嚇主義的危詞，人民的經濟和道德理性可以抵抗毒品的“泛社會性上癮”。1858年的鴉片價格是1300盧比，僅僅3年之后，鴉片的價格還是跌落到1000盧比以下。
貝克爾說，毒品上癮也是一種理性行為，理性的行為就并非導致無度的泛濫。罪惡不需要被高估。鴉片的放開，對鴉片的價格不產生任何重要的影響。管制解除的最終效果總是“中性”的。重要的是，鴉片并不是中國清帝國經濟衰退的原因。不過，鴉片的確可以滿足于一個腐敗政權的替罪的需求，以及清流人士，與人民打成一片的理想主義人士的道德討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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