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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勁/文
又到了大學開學的日子。每到此時，總有一些貧困家庭的故事讓我們長吁短嘆。
當然，長吁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短嘆也救濟不了貧困家庭，然而，同情與悲憫卻是良心的一部分，而良心則是人們幫貧濟困的道德動力。現代國家中，盡管人們也常常通過個人
的慈善行為來幫貧濟困，但是，就實現社會公正與正義而言，幫貧濟困或扶貧脫困的目標，總是通過某些確定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的。正因為如此，用來幫貧濟困的那部分財政轉移支付，被經濟學家稱作“國民集體的良心”。
然而，良心也有梗塞的時候。上周，負責國家助學貸款的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向社會披露了在國家助學貸款一事上，尚有八個省、區、市按兵不動。這些省、區、市，由于不愿從財政款項中劃出用于為貧困大學生貸款進行貼息的那部分款項，而放棄執行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如張保慶所言，“一些政府包括一些省委領導的腦子里根本沒有貧困學生的概念，不大關心貧困學生”。而之所以如此，他認為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部沒有辦法管地方官員的升遷”。
在現代國家的權力體系及其結構中，教育部當然不能憑借其主管事項的正當性，就獲得決定其他政府機構的官員升遷與否的權力。因此，與其說是“教育部沒有辦法管地方官員的升遷”，還不如說是八省、區、市中的“國民集體的良心”并不受制于“國民集體”。實際上，在財政轉移支付款項中，用于為國家助學貸款貼息的那部分款項，是最值得因而也是最能體現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性質的款項；商業銀行用于大學生國家助學貸款的那部分款項，是最劃算因而也是最能體現現代銀行所具有的社會價值的款項。這是因為助學貸款及其貼息，實則是社會為培養和購買已經通過考試遴選的那部分人的脫貧潛力、能力而墊付和貼現的款項。
正是通過培養和購買這些(大學生)個人的幫貧、扶貧和脫貧的能力，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把幫貧、扶貧和脫貧的功能“轉移”分散到了越來越多的個體身上。這些個體憑籍著血緣和親情的紐帶，以他們在助學貸款幫助下所培養出來的能力，“反哺”其原本貧困的家庭。這種“轉移”和分散，可以為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省約大量的組織、運行和監督成本，并且也不易形成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網絡中所具有的阻抗，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最終都大大提高了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效率。
放著這樣的好事、善事不做，任由貧困家庭的故事向著愈加悲慘的境地演繹，聽著人們的長吁短嘆而不心動，反過來，卻把這種故事作為“魚餌”，把人們的長吁短嘆作為籌碼，以圖從中央財政釣取更多“魚兒”，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博取更多的資源，這，應該是那些“硬心腸”的人的如意算盤吧？然而，這也正如同眼見落水者就在岸邊不遠處撲騰掙扎，岸上的人伸手可及卻不施救，反過頭去等著與尚在遠處的人就施救行為討價還價……由如此“硬心腸”的人掌管著“國民集體的良心”，也就難怪張保慶要發出“教育部沒有辦法管地方官員的升遷”之類的感慨了。
難道“國民集體的良心”真的就一點也打動不了那些在國家助學貸款上按兵不動的人的“硬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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