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錢借給中低收入群體，對放貸機構意味著什么？在美國，它成了“次貸危機”，甚至是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那在中國會怎樣呢？

　　文|本刊記者 李冬潔 出處|英才雜志1月刊

　　把錢借給中低收入群體，對放貸機構意味著什么？在美國，它成了“次貸危機”甚至是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那在中國會怎樣呢？

　　對宜信CEO唐寧而言，把錢貸給中低收入者并不是什么冒險的事，關鍵是如何來貸。實際上，自從2006年創業起，宜信大多數的客戶都是中低收入者。

　　千萬別以為宜信是一家普通意義上的商業貸款公司，其實它只作貸款的“第三方平臺”——不管理資金，只管理信用。在宜信，資金的出借方并非將資金交給宜信，而是直接交給有資金需求的人，出借方不僅掌握了貸款人的基本信息，還能動態地了解其資金使用方向和工作、生活的進展狀況，一切都是透明的。

　　嫁接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教授的窮人信用試驗和西方成熟的商業模式，產生的中國宜信，是唐寧的獨創。公司開業兩年多來，照唐寧的話講，“市場非常大”。

　　師從窮人銀行教父

　　窮人也有信用，窮人的信用并不比富人差。

　　原本唐寧只對信用感興趣。

　　在北大數學系學習后，唐寧去美國進修經濟學。在那里他看到了另一種活法，“美國辦事效率非常高，人們生活得十分悠閑、自得”，這與中國產生了鮮明的反差。為什么中國人那么忙碌，那么累，而最后往往事倍功半？

　　這個問題糾纏了唐寧好一段時間。后來他找到了部分答案，那就是——信用。

　　“在一個誠信的體系中，大家都遵循一定的規則，這樣就很容易進入交易。在中國卻恰恰相反，大家互相揣度，進入最后的交易實際很難，就是在一起吃了多少頓飯，也不能排除交易的欺騙性。所以，整個社會的交易運作成本也就高了。”

　　建立信用是不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聽說孟加拉尤努斯教授創辦的格萊珉機構專做窮人的信用貸款，帶著疑惑，唐寧直接跑到了那里，成了尤努斯教授的一名學生。

　　學習不僅是在格萊珉總部，唐寧還時常往田間地頭跑，直接觀察貸款農民的勞作和生活。看到有的農民靠貸的一點兒錢，買了牛或者其它生產工具以后，生產率大大提高，生活水平也水漲船高，他恍然大悟，“窮人之所以沒有能獲得社會的認可，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機會。”

　　一段時間后，唐寧拿到了關于信用的一手結論：窮人也有信用，窮人的信用并不比富人差，格萊珉機構的還款率高達98%。

　　如果說在孟加拉的實踐讓唐寧解密了信用之碼，畢業后的美國投行經歷則讓他 “靈機一動”。在唐寧的客戶群里，就有第三方平臺式的信用服務公司，這種獨特的經營模式讓唐寧大受啟發。他想，為什么不利用這種模式服務于中國信用價值未被釋放的龐大消費者群體呢？一點兒錢或許就可以改變一些人的一生。

　　多年后宜信出世了。“公益化和商業化的結合才能讓事情具有持續性，純粹的捐獻對人的幫助是很有限的，要讓受益人具備自身的‘造血’功能。”助學、幫人買電腦，在唐寧來看，可以視作幫孟加拉農民買牛，因為“同樣都會提高生產率，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