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保障體系的問題。現在，普通居民的消費有很大的后顧之憂，要考慮看病、孩子上學問題，同時還有住房問題需要解決。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儲蓄存款居高不下，即便在資本市場大發展的情況下，全民的儲蓄率在全世界仍然處在高位水平。

　　《中國經營報》：既然中國的內需結構上存在這些問題，為什么我們至今看到的宏觀調控政策，實際上還是在“抑制需求”呢？為什么不出臺鼓勵和刺激消費的政策？

　　鄭新立：從目前的經濟總體局面上來看，主要的問題還是要防止從偏快轉向過熱，現在CPI的高漲就很說明這個問題。此時此刻出臺對消費的刺激政策難度很大，而且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所以，短期內刺激消費的政策出臺還沒有十分的緊迫性，畢竟我們在刺激內需上積累的經驗遠遠多于控制偏快與過熱方面的經驗。

　　《中國經營報》：那么一旦世界經濟整體環境發生逆轉，中國的出口受到嚴重的威脅，需要啟動內需之時，我們是否有新的內需增長點？畢竟1997年的內需啟動，已經使大量非市場化的領域推向了市場，當我們再面臨一次像1997年的金融危機之時，如何啟動內需？

　　鄭新立：現在，城市公共事業，例如供水、供熱包括供電、發電等領域，還都沒有啟動完全的市場化改革，很多日常消費品雖然有供過于求的傾向，但城市公共產品還是供小于求，處在稀缺的階段。因此，如果我們面臨了必須啟動內需的局面，首當其沖的可以啟動這部分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另外一方面，大型基礎設施是通過投資拉動內需的絕好渠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高速公路建設，而把鐵路排除在外。因此，如果有再度啟動內需的需要，鐵路也將是大規模投入的領域，這將拉動大量的投資，并增加企業的就業機會。此外，教育也可以繼續深化市場化的改革，教育的內需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