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問題復雜化。盡管胡宗憲是嚴嵩的弟子，但他有大局觀念，且行事謹慎。原本是能把“改稻為桑”處理好的，但太子黨卻派譚倫督戰，把局面搞亂了，使胡宗憲腹背受敵，左右為難，成了風箱里的老鼠，最后只好下課。接下來，嚴世藩又想加強力量，但為了避嫌，派出的是一個不諳政治險惡，完全沒有地方工作經驗的高翰文，結果徹底把事情攪黃了。任何政治人物，如果不能就事論事，而是以人劃線，必然會將問題復雜化。互相掣肘的結果是，不但不能做的事做不了，能做的事也做不了了。

　　官場問題外部化。官場爭斗一旦到了白熾化的階段，出于對失敗的恐懼，各方出手都趨向于斗狠，非致對方于死地而后快就成為理性選擇。為了嫁禍于人，鄭泌昌、何茂才不惜放走倭寇，縱火劫獄，誣良通倭。但這也是一著險棋，把外敵都請出來當棋子了，難怪鄭泌昌對何茂才說：“這可是最后一步棋了。做不好，你和我就自己坐到囚車上去吧。”

　　一個問題在延續的過程中，往往會衍生出一系列問題，何況一系列問題在互動的過程中，不知會繁殖出多少問題。于是，“改稻為桑”的結局如何就不難預見了。淳安、建德兩縣被淹，馬寧遠等四人問斬，胡宗憲被迫辭去浙江巡撫，鄭泌昌、何茂才被處決，沈一石放火自焚，楊金水瘋了，高翰文被囚禁……原本是一次向自然要資源的經濟活動，最終卻變成了向官場要命的斗爭。

　　“改稻為桑”如何被定為國策

　　在《大明王朝1566》中，為了彌補上一年的巨大財政赤字，嚴家父子絞盡腦汁，挖空心思，終于想出了一個能夠實現方方面面多贏的好辦法，這個辦法好就好在他手下有人。

　　浙直總署兼浙江巡撫胡宗憲，是嚴嵩一手提拔起來的朝廷重臣，人品才干都是一等一的國家棟梁之才，并且深得皇上信任。浙江的布政吏鄭泌昌，按察吏何茂才，也都是嫡系，由他們來組織擴大絲綢的生產和出口，換取外匯，增收幾百萬兩白銀來填補虧空，看來沒有多大問題。而且，項目過手的環節多，肥水豐厚，不僅手下的人有積極性，把他們養肥了，自然也就有了孝敬老師的銀子。

　　然而，嚴家父子也知道，關系如此重大的經濟政策，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推行起來難度比較大。首先，必須要得到皇上的首肯，并且使之成為一項國策，推行起來才有可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要搞定太監總管呂公公，以及他的干兒子--江南織造局兼浙江舶司的一把手楊金水，并且可以拿虎皮做大旗，排除反對黨的干擾，達到預期的目的。創新總是很難的，從古至今都是這樣。

　　真是難為了嚴家父子，在周云逸死后的這個難過的春節期間，經過反復論證，精心謀劃，總算是拿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自救方略，并且在如何拋出這個方略的問題上，也都頗費心思，進行了深思熟慮的謀劃。這一出戲所表現出來的招術套路，都顯見八十一歲的嚴嵩，是何等的老成謀國。否則，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嘉靖明知嚴嵩一伙為惡多端、貪得無厭，卻還是離不開他們。

　　借著張居正提出擴充海防、抗擊倭寇所引出的話題，嚴嵩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循循善誘，給嘉靖留下了足夠的想象和發揮空間，一步一步地把皇帝裝進了套子。自以為聰明過人的嘉靖，這個春節自然是過得不開心，所謂“齋戒祈雪”，說白了，就是找一個好聽一點的詞，閉門思過罷了。十多天下來，他為自己去年的個人消費過多，心里正難受著呢：一是氣這些做事人，巧借他的個人項目，不惜成本，中飽私囊；二是花就花了吧，卻搞得滿城風雨，居然讓地球人都知道了，遭來周云逸等臭知識份子的辱罵。現在嚴嵩引進了這么一個本土化的項目，可以進一千萬兩的銀子，他能不高興嗎？于是，拍著掌，滿懷欣喜地恩準了推行“改稻為桑”的經濟政策，并且定為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