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當下全球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的趨勢，我國要實現由貿易與制造大國向資本與產業強國的轉變，必須有一個深度嵌入全球金融與貿易分工價值鏈的橋頭堡來引領；而從紐約與倫敦等處于高端產業分工頂端的超級城市的發展邏輯來看，上海理應打造成“東方華爾街”，進而鍛造“紐倫滬”格局，在國家的強力支持下，以十二分的緊迫感率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章玉貴

　　即將掛牌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放在全球視野觀察，是真實經濟世界局部區域內制度創新的一小步，而對中國來說，卻是不折不扣的一大步。

　　作為打造中國經濟精彩第二季的重磅試驗田，上海自貿區肩負著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等重要使命。而將上海作為實現中國經濟戰略性升級的杠桿城市，實際上是落實早先國家對上海戰略定位的相關部署。早在2009年3月2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審議并原則通過了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中央計劃到2020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某種意義上預示著上海已被定位成與紐約、倫敦比肩的國際金融中心。盡管這個目標現在看來還是親切又遙遠，但隨著國務院推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的《意見》的出臺以及上海相關配套措施的漸次落實，尤其是自貿區的掛牌，上海迎來了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經濟結構戰略升級的“黃金十年”。如果上海能充分把握這段極為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消除制約金融中心建設的要素瓶頸，則未來十年，上海非常有可能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取得戰略性突破，進而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分工的“種子選手”。

　　以當下全球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的趨勢，我國要實現由貿易與制造大國向資本與產業強國的轉變，必須有個深度嵌入全球金融與貿易分工價值鏈的橋頭堡來引領。美英兩國的金融優勢極度倚重紐約與倫敦。紐約不僅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為重要的金融中心，亦占據著全球貿易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是全球金融要素最為集中的地帶，亦是全球金融定價與商業創意中心；紐約在股權交易方面的地位更傲視全球。同樣，倫敦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以及深厚的金融底蘊使得英國即便在實體經濟已大不如前的今天依然保有全球性經濟與金融大國的地位。

　　而我國在當今國際金融與貿易格局中的實際地位與經濟實力則明顯不對稱。人民幣的確有可能成長為世界第三大貨幣，但注定征程漫漫。以公認的人民幣國際化第一步，即“貿易結算化”來說，自2009年7月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業務增長勢頭不可謂不強勁，2011年結算額即達到2.5萬億，較2010年同期增長了394%，相當于2011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5%；2012年結算額為2.94萬億，同比增長41%。但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中出口付款比例一直低于進口付款比例，2012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實收1.30萬億，實付1.57萬億，凈流出2691億元。目前我國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仍以美元主導。在石油等重要大宗商品貿易結算中，美元以95%以上的比例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人民幣要深度嵌入該結算體系不僅需要時間，更需要配套的平臺支持。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二步，即在國際投資領域作為投資貨幣迄今尚未實質性展開。

　　更嚴峻的現實是，美國如今正在加速邊緣化WTO，并以鍛造國家競爭力的戰略目標構筑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等多邊貿易體系，力圖打造由美國主導、歐洲和日本共享紅利的新一代全球貿易與服務業規則。一旦上述三大協議成型，極有可能成為美式貿易與投資新規則的重要載體，甚至由此重新敲定國際經濟與金融規則，從戰略上圍堵中國龐大的制造業體系，并以先邊緣化“金磚國家”的路徑逼迫新興經濟體二次“入世”。尤其是TPP的相關設計，直接針對中國軟肋——提升要素價格和削弱國家資本主義的行為，使得中國進退失據。

　　面對當前極為嚴酷的國際競爭，我們亟須盡快拿出戰略性應對方案。而中國由貿易和制造大國向資本與產業強國邁進，迫切需要一個以紐約和倫敦為參照系、能嵌入到全球高端產業分工中的超級城市的引領，相關要素稟賦發育最齊全且不乏金融歷史底蘊的上海，正好可以承擔這個歷史使命。

　　若從城市發展階段來看，上海正處于由“制造業中心”向“金融與貿易中心”過渡的第四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量來自于金融、總部經濟、創意、物流、會展等在內的高端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例如，紐約的高端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66%以上，倫敦更高達70%，而上海高端服務業占GDP比重只有40%左右，成長空間確實很大。如果自貿區的先行先試取得預期的成功，不僅有可能在未來相當長時段內為上海提供較為穩定的高端服務業增加值，更將成為引領上海經濟新一輪發展的主要動力。

　　為此，志向高遠的上海要將自己打造成“東方華爾街”，鍛造“紐倫滬”格局，進而在國家的強力支持下，以十二分的緊迫感率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上海目前最大的優勢是擁有全國最全的交易所、銀行間市場和要素市場，人民幣國際化迫切需要上海作為回流的目的地和集散地。隨著“金十條”和上海配套“42條”在自貿區的先行先試，極有可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率先建成一個龐大的金融資產緩沖區和蓄水池，完善人民幣的全球循環路徑，逐步實現金融資源的全球優化配置，為人民幣國際化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在國內外部分增量金融資源正在或可能流向上海的情況下，上海應對標倫敦、紐約，借鑒我國香港經驗，淡化行政干預，著力加強營商環境建設，加快金融市場的開放。在與北京、天津、深圳等國內金融中心形成有效分工的基礎上，盡力避免與香港的同質競爭，盡快實現功能互補。假如滬港能形成以現貨與衍生品為各自核心業務的分工協作格局，則上海和香港的合成影響力將可比肩紐約和倫敦。屆時，上海將發展成為主要為國內實體經濟服務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則在強化港深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鞏固華南金融地盤，做強衍生品市場，以期實現滬港共贏共榮，進而在世界金融版圖中形成滬港兄弟攜手抗衡紐約、倫敦的格局。(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