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67年來最重要的2012秋季年會，因未能完成份額改革而變得虎頭蛇尾。按照IMF的計劃，2012秋季年會本應成為一個歷史性時刻：讓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贏得更大的話語權，從而讓IMF這一“全球最后貸款人”的權重變得更加符合戰后經濟版圖的變化，也更加具有貸款能力。這一改革也被稱作IMF的“最根本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方案未得到美國同意，被迫延緩——下一個時機，或許是明年春季。

　　美國不批準方案的理由是“大選期間國會無法完成批準程序”，令人難以信服。IMF份額改革方案并非突然提出，而是早在金融危機時期就已醞釀，并在多方磋商博弈之后于2010年被IMF理事會批準，隨后全球113個成員國也相繼批準了該改革方案。這一過程，美國完全知情并曾積極參與其中。而IMF之所以選定在今年秋季年會完成份額改革，是因為改革程序已基本走完，而且與美國大選并不存在程序上和時間上的對立。

　　因此，不能不懷疑，美國遲滯IMF改革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權重大幅增加有關。按照計劃，原來屬于發達國家的6%的份額被轉移至新興經濟體。中國的份額將由目前的3.99%大幅上升至6.39%，由之前的第六位躍升至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IMF第三大股東，投票權將從原來的3.65%上升至6.07%，其他金磚國家也將全部進入前十位。盡管此次份額改革不會撼動美國超過15%的一票否決權，但是，仍可能令美國產生顧忌。

　　其一，從本質看，份額改革就是IMF的民主化改革，這與美國得心應手的原有秩序大不相同。作為“二戰”后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機制安排，美國通過對IMF的掌控所獲甚多。IMF過去對危機經濟體的援助所附加的交換條件，要么包含了美國所認可的經濟改革方向，要么包含了美國的一些戰略意圖。在份額改革完成后，權重增加的經濟體所產生的制衡作用很可能令美國不適應。

　　其二，美國積極參與IMF份額改革之時，正是金融危機高峰之時。如今，隨著美國“制造業回流”帶來的美元回流，以及因頁巖氣革命而帶來的能源獨立，美國經濟的復蘇獲得了較堅實的基礎。在此情況下，通過擴大外匯富裕國在IMF的權重以獲取救援資金的訴求已不再迫切。

　　其三，此次IMF份額改革，“受益”最大的當屬中國。在美國大選季，民主、共和兩黨均以對華強硬來顯示“政治正確”。因此，無論是美國的行政系統還是國會系統，從政治利益出發，也不愿意痛痛快快批準該改革方案。誰積極，誰可能授政治對手以話柄。

　　美國的按兵不動，映射出的是國內政治大于國際金融秩序改革，國內政治需求大于全球多數成員國意愿的政治短見。盡管一般而言美國不會否決此項改革，但是，僅僅延遲就會造成不小損失。一方面，全球經濟的復蘇仍然不穩定，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都處于下行態勢，IMF剛剛發布了2009年以來最悲觀的經濟報告。在這一關鍵時刻，美國顯示出的不合作姿態等于顛覆了2009年以G20為首確立的和衷共濟的共識。另一方面，IMF份額改革需要通過特別增資才能實現，即權重增加的經濟體需要按比例擴大特別提款權(SDR)。按照此前的計劃，份額改革將使2384億SDR增加至4768億SDR(約合7200億美元)。美國的延遲，將使各經濟體對IMF的增資延遲，這意味著IMF貸款能力不能提高。金融危機以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就是一度被歐美視為“救世主”的中國的主要訴求，這一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國盡自己所能協助歐美脫困的前提條件，并得到了新興經濟體的一致支持。份額改革方案在IMF年會的夭折，提醒我們兩點：一是圍繞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博弈很可能還會持續，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在追求國際舞臺更多話語權的同時，需要銘記，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更重要。內功越強，外部的小動作能造成的沖擊越小。徐立凡(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