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傳媒評論人 王方

　　2009年10月，《財經》雜志人事風波發生后，各界議論紛紛，猜測傳聞不斷，一度演變成極具眼球效應的“新聞事件”。當然，作為中國最知名的財經媒體之一，備受公眾關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何理性、客觀地看待、評價“《財經》雜志離職事件”并非易事，要談此事件對中國傳媒業尤其是財經媒體的發展的影響、教訓及借鑒意義就更難了。就事論事，筆者認為“《財經》雜志離職事件”的發生，除了金融危機、美國媒體寒冬、中國新聞出版體制改革及時下傳媒人創業潮等外部原因外，關鍵在于雜志自身結構不合理。　　毫不客氣地說，當下財經世界的復雜程度已經超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財經媒體的理解程度，以至于財經媒體長期以來仍然用原有的方式觀察和理解世界，沒有與時俱進。比如，資本對社會、政治的滲透能力遠遠超過常人的理解，這也是西方人為何重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財經媒體自身就根本不可能有更好的“資本與編輯獨立”方面的結構性制度設計了。《財經》的事發，乍看是突發事件，其實是“溫水煮青蛙”的結果。要知道，資本與勞動的博弈是天生的。

　　據稱，胡舒立與“聯辦”之間就廣告收入分配和《財經》內容的性質產生了矛盾。這便是典型的資本與編輯獨立的矛盾。試想，《財經》11年以來一直秉承“獨立立場、獨家報道、獨到見解”的理念，在遇到資本意志時意味著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觸及底線，對雜志的影響是致命的。

　　當然，這種資本與編輯談判無法和解的結果，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當年胡舒立對王波明說：“你要給我足夠的采編預算，并且絕不干涉我的編輯部。”但如今，事與愿違。盡管在此期間，財訊傳媒集團在香港上市，未見到《財經》團隊的期權計劃，“聯辦”一直是一股獨大。另外，所有權與經營權集于一身，經營權也與編輯權相干擾，這種情況是比較危險的，結構上亦極不合理，容易造成勞資、分配、經營與內容的矛盾，最終會破壞傳媒公信力。

　　一方面，一家媒體的資本、經營與內容在結構上的不平衡，必定會造成短視行為，忽視社會效益；另外一方面，媒體的內容若大于資本，媒體將會步入空泛的理想主義。此次離職事件，筆者認為是資本結構太強大所致。　　雖然，胡舒立曾經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50位“亞洲之星”之一，并被戲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一手成就了備受推崇的《財經》，但現在這本雜志也將因胡舒立走向危險的邊緣。所謂“成也蕭和，敗也蕭和”、“一朝天子一朝臣”，這種中國社會的流弊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媒體，使得很多媒體靠人治，不是以系統為中心。最終造成的結果是，主編一走，編輯方針肯定會變，團隊也會變，讓讀者找不到媒體品質感。縱觀西方知名媒體《經濟學人》、《財富》、《福布斯》和《商業周刊》都是私人家族創辦的商業媒體，編輯理念一直堅持得很好，即使主編更換，也不會發生改變。

　　筆者認為，《財經》與胡舒立 “玉石俱焚”是無法避免的。這也正是《財經》的不成熟之處。

　　《財經》當前的人事制度安配，雖聲稱是媒體企業化運作，到頭來不過是另一種事業單位的運作方式。《財經》記者的低工資與其近兩億的廣告收入形成鮮明對照，有的連預算都不能保證，更別提激勵措施了。這種方式，讓我們看到的是，新聞理想高高飄揚，但其生存是脆弱的，人才與機構的目標是兩張皮。《財經》離職事件爆發后，我們突然發現，媒體人才的重要性關乎機構的前途，但他們之間除了“資本”之外，并無多少交集。這意味著機構從本質上對人才并不重視，對新聞理念并不完全認同，只不過是把這批人當成賺錢的工具罷了。但是，成熟的媒體、成熟的機構，一定是走系統道路的。

　　毫無疑問，人才與機構的結構已成為我們判斷媒體是否穩固的重要元素。我們說，人才對傳媒機構很重要，但現在要變成傳媒機構對人才也很重要。機構本身要形成一套新聞理念來吸引人才、聚集人才和獎勵人才，并與人才形成穩固的契約關系，而不是事事被人才所逼，或把人才逼上梁山。否則，人才與機構的矛盾很難走出“死循環”。　　我也希望《財經》離職事件，能以機構系統化的思路為中國傳媒業探索出來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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