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水了，人可以活多少天？這不是環保的宣傳，而是一場潛在的社會危機的預警。

　　近年來河流迅速被污染，水源地受到影響也在意料之中，污染的飲用水對公眾健康造成大規模威脅就在身邊，而且時有發生。一方面是企業污染了大量的水源，另一方面是企業將僅存的潔凈水源壟斷用于生產飲用水，高質量的飲用水硬生生地被營造成了稀缺的商品，“水會是下一種石油”正在變成現實。

　　由于水價的調整才剛剛開始，目前水價對社會矛盾的影響也還未大規模顯現出來。有些地區，比如昆明市的水價近三年來陸陸續續上漲了將近90%，但是對于水價的抱怨還沒有成為一種主要的社會矛盾。最近十多年，一些發展中國家已出現了大量因水價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乃至于騷亂。這些教訓，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

　　水行業是個暴利行業，在國際上幾乎無可爭議。而水務的私營化，被國際視為解決飲水問題的靈丹妙藥。WTO通過的GATS(服務貿易總協議)把飲用水供應列為可以買賣的商品后，跨國水公司開始全面進入發展中國家，并帶來了水價上漲的風潮。當水價引發社會矛盾時，跨國水公司也因此而成為水價上漲的象征。

　　1999年，玻利維亞人民被迫將水務私營化。貝希爾特的子公司AguasdelTunari,進入玻利維亞市場，提出四年的合約，要將該國大部分的水務私營化。不久，窮人的水費增至原來的兩倍，然后是三倍。窮人對于水費的變化不僅更敏感，而且使用更多水資源的強勢集團，反而可以從政府獲取水價的補貼。憤怒的情緒終于爆發，玻利維亞科恰班巴省街頭爆發了抗議，人民走上街頭要求馬上終止水務合約。抗議事件導致當局動用戒嚴令來保障公司的合約，穿著便衣的秘密警察躲在軍裝警員后面，向群眾開槍。戒嚴令導致一名少年死亡，逾百人受傷。即便如此，也無法阻擋公眾的抗爭，為水的抗爭就是為了生存權的抗爭，玻利維亞各地為反抗水務私營化出現多次騷動。這種故事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里重復發生著，在肯尼亞，在巴西，在菲律賓，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窮人被迫購買昂貴的飲水，有些國家普通家庭用于支付水費的部分達到家庭支出的四成，或者飲用不潔凈的水———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全世界超過12億人未能得到干凈的飲用水，每年有超過500萬名兒童，大部分在非洲及亞洲，死于可避免的、與食水有關的疾病。

　　對于窮人而言，這并不是一個命運制定的兩難選擇，他們還有第三條路線，就是抗爭。代議制度不完善的地區，窮人可以選擇法律手段維權；法治不完善不健全時，窮人只好選擇社會運動；當社會運動也無法進行時，騷亂就是最后的選項。其他發展中國家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社會危機，和我們目前所走的路線驚人相似。對我國而言，水價的調整還只是開始的階段，而跨國水公司在國內的份額還比較有限，這些都是好的因素。而不好的因素在于，無論水公司的所有權屬于誰，調價的方案最后都是由政府出面拍板的，政府就這樣對水價調整帶來的社會矛盾也進行了背書。

　　今天所有水價調整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其中的弱勢人群對水價調整方案的影響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此，盡管所有水價調整方案時，政府部門都有承諾會考慮低收入人群的狀況，可是這并不是一張保票。這個承諾不僅短期不緩解矛盾，當水價沒有考慮低收入人群，而水價帶來的社會矛盾在未來顯現時，只會增加普通公眾對于相關政府部門的矛盾。普通公眾和弱勢人群的利益能否被考慮，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并沒有被忘記。只是在豐厚利潤面前，利益集團實在不愿抽出閑暇，也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也往往不相信水價上漲以后，買不起水的人真能折騰出什么，最終這個滾燙的山芋被拋向社會。

　　眼下，對于普通公眾的聲音，更多利益方還是心懷僥幸，一位投資咨詢公司的總經理就認為，“隨著市場體系的日益深化以及我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國居民對于水價上漲的承受力其實還是有的”。水價的問題，因此和教育、醫療、養老的問題一樣，不是在一個多方對話中進行博弈，而是利益集團不斷和普通居民的承受力進行著博弈，豪賭社會沖突的臨界點。

　　從經濟學的角度，水價的上漲是一個復雜的公式。是否將社會大眾也引入上漲的公式之中，靠的是政府的高瞻遠矚，靠的是企業的長期利益計算，也靠的是普通公眾利益的有效表達。三者都靠不住的時候，那就只有陷入其他發展中國家已經出現過的所有漩渦之中。更糟糕的是，這種沖突在我國不會表現為公眾與企業之間的沖突，而是以公眾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的沖突表現出來。

　　所以，不考慮社會維穩成本的水價，就是社會的又一個火藥桶，而政府部門又被放在了火藥桶之上。無論于公于私，趕在弱勢人群的抗爭之前，政府部門先行一步，將對弱勢人群的保護先落到實處，消除水價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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