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偉步

　　國內頗有影響力的《財經》雜志面臨一場控股權的風波，創始人胡舒立很有可能離開創辦了十年之久的《財經》，而之前她的“最好拍檔”吳傳暉的辭職獲得控股方的批準，已離開了《財經》。兩位頗具創新精神的負責人相繼離開《財經》雜志，帶來我們對未來中國媒體生態的擔憂。這場震蕩也說明，在關系到傳媒的生存與發展，以及新聞報道的自主權等大事上，從業者發言權不充分，我國的媒體生態仍然處于一種待發展狀態。

　　傳媒業是一種特殊行業，既要在市場上求得生存與發展，又要兼顧社會責任，在我國，傳媒還要保證輿論的正確性，確保不觸犯紅線。

　　許多媒體以最快的速度報道了新近發生的事件，引起了很大反響，但也會給自己招來“麻煩”，如“云南賣淫案”。媒體為了保證時效性，在搶發新聞的過程中，會產生所謂不斷“校正的真相”的滾動報道模式，其中也許會有報道上的瑕疵，這成為了三家媒體受到有關方面的黃牌警告、遭到行政處罰的發端(《南風窗》報道)。

　　面對當前媒體出現的變革，以及推動我國向國際社會傳播良好形象的考慮，胡錦濤主席于10月9日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媒體大會上，強調我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媒體發展，鼓勵和支持媒體在通達社情民意、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說明政府非常重視傳媒的輿論監督，也希望通過輿論監督緩解社會壓力，維護社會穩定。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對傳媒隨意打壓，甚至進行打擊報復，違背了媒體行業的普遍規律。在西方社會，媒體也會受到相應的來自資方的壓力，但是媒體如果出現錯誤的報道，主要的懲罰來源于新聞當事人訴諸法律的訴訟。

　　《財經》雜志的震蕩，看似來自資方，但資方與新聞報道從業人員沖突的深層次原因，依然耐人尋味。如果傳媒的疏導功能被資方這樣肆意壓制，公眾的情緒無法發泄，獲取信息的渠道閉塞，遲早對社會管理不利。

　　面對壓力，胡舒立并未就此束手，仍然很有可能尋找到新的空間，這說明，即使資方擠走了胡舒立團隊，媒體仍然會不斷產生新的呼吸空間，這些新的縫隙，或許就是希望所在。也說明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在網絡急遽發展的背景下，再采取老的管理辦法已經行不通，而是逐漸采取相對溫和與開放的態度面對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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