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畢舸

　　作為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剛獲得“翰威特中國最佳雇主”稱號的安永，近日出臺一份內部新的休假方案。這個方案表明：所有員工將面臨長40天的只拿20%工資的假期。而以前拿全額薪水的 CPA考試假，現在也削減到只有工資的20%。　安永眾多員工向記者反映：“加班費已經沒有了，出差補貼也岌岌可危，上半年已然休過一輪無薪假，現在又要休，并且變相裁員事件層出不窮。”(證券日報4月23日報道)。

　　沃爾瑪的“勸退”事件風波未了，作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安永又面臨“無薪假門”。從表面上看，這兩家跨國企業處出于成本優化、機構改革的理由而推動上述行動似乎無可非議。但作為被隱性裁員一方的員工更顯無辜，他們大多在該企業工作多年，為了企業發展盡心盡力，十多二十年最好的職業時光撒在了奮斗歷程中，卻在當下金融危機家庭負擔沉重、自身職業競爭力逐漸衰弱的今天被迫離開雖有不滿、但早已熟悉的工作崗位，去面對茫茫未卜的前程。

　　安永對媒介的回應是整個過程將遵循中國法律，而根據離職安永人的介紹，大部分人離開，都屬于被勸退，而非裁員，他們拿到的賠償金，也要低于合同約定的數額。這其中似乎就鉆了“勸退”與“裁員”的字眼空子，與沃爾瑪“三選一”方案異曲同工。當強大的資方嫻熟地運用各種手段鉆空子時，力量薄弱、沒有工會支持或工會自身地位尷尬無力企及的員工們自然難以抵御，但政府有關部門就眼睜睜地看著一起起“鉆空子”事件此起彼伏么？

　　如果說，將尚處間自治性組織萌芽狀態的工會向良性循環發展，還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那么，自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調整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更是成為建立有限性、服務性政府的重要、緊迫的工作內容。包括勞動部門在內的政府職能機構轉變職能、更有效地為勞工提供維權救濟與服務，就成刻不容緩的當下命題。

　　就目前工會的現狀而言，它既然被定義為替代傳統行政格局下的民間自治機構，那么，如果說單純抗衡資方力有未逮，它至少應在各類“隱性裁員事件”中，在政府部門與勞工之間發揮信息橋梁作用，既可把相關法律精神和政策取向傳導給勞工，也能把勞工的意見和要求轉達給政府部門。

　　與此同時，勞動部門也不應坐等員工自救或工會投訴，應定期不定期對企業勞工生存狀態進行抽檢，捕捉可能出現的事件苗頭。當事件被發現或經媒介曝光后，能夠第一時間根據事件特點制定科學合理的應對舉措， 面向廣大勞工組織經驗交流、維權培訓、咨詢服務、行政仲裁等工作。此外，還能向企業在行業道德自律、勞資協調、普及法律知識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如果，勞動部門的行政仲裁作為第一道維權防線尚顯不夠，那么，來自司法途徑的法律救濟就應跟進。司法部門應積極受理各類員工維權訴訟案件，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對案件依循法理予以公正判決，甚至針對某些影響重大、牽涉人員眾多的勞資糾紛開辟“綠色通道”，幫助他們以集體訴訟等方式，減少員工維權的時間、金錢成本，

　　市場主體(企業與員工)能夠自主決定的各類社會性契約糾紛、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公共事件、行業組織或者工會能夠自律管理的事端、自當不必麻煩政府。但如果出現勞資博奕力量不對等、信息不對稱、工會建設滯后等“市場失靈”，政府職能機構就理應采用全程監督等管理方式，發揮其法賦權力，做到積極有所為，安永與沃爾瑪兩大事件標本恰好可作為行動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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