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礦業生產中層出不窮的安全事故，人們總是情不自禁地將其歸咎于礦主的魯莽和欲壑難填的貪婪，而其中多個利益方的權利以及對此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卻往往被忽略了

　　文 本刊記者 阮加文

　　人們顯然還不太習慣以引經據典的方式來談論圍繞礦業權的諸多問題。盡管最近十年以來，每年都有數千億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礦業的投資與開發，而對這個行業的管理和法律規范研究至今仍然處于襁褓之中。擁有如此巨大的交易規模，對這種交易卻缺乏系統而完備的制度保證——這恐怕是中國無與倫比的產業擴張現象中獨一無二的一個行業了。

　　即使是在國有壟斷被打破、民營資本可以暢行無阻的進入礦業開發的今天，礦業權流轉的路徑和必須遵循的規范也沒有絲毫的改變：政府所有，政府支持拍賣或交易，然后由政府實施監管。這種交易結構本身不僅為這整個礦業在不知不覺中埋下了紛爭和風險的隱患，也模糊了政府權利和礦業權的邊界。面對礦業生產中層出不窮的安全事故，人們總是情不自禁地將其歸咎于礦主的魯莽和欲壑難填的貪婪，而其中多個利益方的權利以及對此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卻往往被忽略了。

　　幾個政府部門的一紙通知或者規定，就可以讓成千上萬家礦廠“關、停、并、轉”，這一方面凸現了政府部門在礦權交易中仍然保持著一以貫之的強勢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圍繞礦權的法律規范嚴重缺位。那么，礦業權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利？與這種權利相對應的各個利益方的義務又是什么？如何利用法律來管理和控制一個產業的風險、從而減少社會付出的代價？對于正如火如荼的中國礦業來說，這都是迫在眉睫并且必須回答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的民商法專家王利明先生對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對法律推動礦業走上健康的繁榮之路充滿期待。

　　問題：《物權法》頒布并實施正好13個月了，這部法律對礦業權的屬性描述高度概括，對此應該如何理解？

　　王利明：所謂礦業權，是指權利人經過批準，依法在屬于國家所有的特定礦區內進行勘探、開采作業，以獲取收益的權利。礦業權包括探礦權、采礦權。盡管我國先后有多個法律文件規定探礦權、采礦權問題，但是，關于采礦權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權利，以前的法律規范一直沒有作出明確回答。07年頒布的《物權法》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物權法》在第三編關于“用益物權”的一般規定中，將探礦權、采礦權等礦業權確定為“準用益物權”，從而明確了礦業權流轉實際上是一種準物權流轉。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將礦業權的取得和流轉看成一種行政授權，礦業管理部門對此也時收時放，造成礦業權的取得和行使受到嚴重干擾，也影響了礦藏資源價值的有效發揮。《物權法》將礦業權確認為“準用益物權”，這實際上為其成為一項穩定的財產權利提供了制度保障，礦業權的設立和變動可以適用《物權法》關于物權設立和變動的一般規則。民事主體在取得礦業權之后，其享有的礦業權利就可以受到《物權法》的各種保護和救濟，這也有利于礦業權人積極、妥當行使權利，有利于有限礦藏資源的價值發揮。

　　問題：礦業權作為“準用益物權”，怎樣看待其中包含的公法和私法的內容？

　　王利明：為了實現對資源的嚴格維護和管理，就必須對礦業權的設定、取得等等進行適度的國家干預和管理。這些權利通常不完全是私人之間的權利安排，而是政府作為國有自然資源的所有者的代表而與其他民事主體之間通過許可等方式作出的權利安排。有關權利的具體內容也不能完全按照用益物權的模式來安排，而必須考慮對自然資源進行管理等因素。這就使得礦業權具有較強的公法色彩，所以對這些權利不能全部由《物權法》作出詳盡的規定，而應當主要由各類特別法作出規定。我們將礦業權稱為準用益物權，既表明它與其他用益物權的區別，又表明在性質上它仍然屬于用益物權的一種。

　　問題：對礦業權的取得必須采用行政許可的方式，如何理解礦業權和行政法上的特許權的差異？

　　王利明：就一般的用益物權的取得而言，一般都是通過物權設定合同加公示方法進行的，用益物權設定原則上要有設定他物權的合意。但礦業權的取得方式不同，表現在，礦業權的設定不需要通過設定用益物權合同的方式來完成，而是通過行政許可，才能取得準用益物權。例如，采礦需要獲得采礦許可證，許可證的權利和內容實質上就是權利的內容，一旦獲得了行政許可，也就獲得了權利。這種行政許可實際上是在申請人符合法定的條件時，政府授予其具有探礦、采礦等資格。因此，這些權利常常被稱為特許物權。由于不動產的開發和利用與國民經濟關系重大，涉及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問題，因此政府對涉及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活動都應當進行必要的管理，所以對礦業權的取得必須要采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但行政特許只是產生礦業權的方式，這并不意味著礦業權就是行政法上的特許權。

　　問題：一般用益物權主要由《物權法》進行規定，但是礦業權作為準用益物權，還有哪些特殊的法律屬性？

　　王利明：礦業權除了需要準用《物權法》的規定之外，還需要遵守《礦產資源法》等特別法的規定。在特別法中不僅要對權利人的權利予以確認，還必須對這些權利主體所承擔的國家和社會的義務作出規定，從而才能更好地實現國家整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雖然礦業權主要是由特別法作出規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物權法對其不必要作出規定，物權法也可以對這些權利作出概括性的規定，所以這些權利應當是物權法和特別法雙重規定的產物。當然物權法和特別法對這些權利規定的內容是不一樣的。物權法只是對這些權利作出概括性的規定，從而表明這些權利可以適用物權的基本規則，如公示公信原則，并可以采用物權的保護方法對這些權利進行保護，但有關這些權利的設定、取得、終止以及權利的具體內容都因為與行政管理具有密切的聯系，應當在特別法上作出規定。在法律適用方面，按照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規則，首先應當適用特別法的規定。在其沒有規定時，才適用物權法。

　　問題：在礦業權被征收征用或者遭受侵害的時侯，權利人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王利明：既然礦業權是一種準物權，所以，其應當適用物權法的權利保護規則。例如對于礦業權的征收征用，需要符合法定的條件和程序，并且要給與合理的補償，這是對公共利益的保護，也是對礦業權的保護。

　　在礦業權遭受侵害時，權利人可以主張物權法規定的各項物權請求權，例如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害、消除危險等各類請求權。如果開采的礦產被他人非法侵占，權利人有權要求返還原物。如果企業在開采過程中由于過度開采給他方礦井造成危險，則后者有權要求其消除危險。相鄰一方開發過程中，可能引起其他開發礦井的安全問題，那么，受到損害或者可能遭受損害的一方可以通過物權請求權來獲得救濟。如果行為人在他人的礦井上非法作業，導致礦井外表發生改變，則權利人有權要求恢復原狀。

　　問題：礦業權的流轉和其他物權流轉要遵循的原則有哪些不同？

　　王利明：根據《物權法》的規定，我國所有礦藏資源歸國家所有。設立并取得礦業權是民事主體從事探測和開采礦產資源的前提條件。我認為，在礦業權設立過程中，要區分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雖然礦業權的設立需要通過行政審批，但是，在審批通過之后，公民和法人取得礦業權中的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應當平等的協商、訂立合同等等。當然，礦業權的設立和流轉均帶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礦業權流轉的條件主要是，權屬無爭議，有實際的生產開采活動，繳納了有關費用。礦業權的流轉，如果沒有禁止的規定，應當允許礦業權的流轉。只不過，其流轉需要經過審批，一方面，尤其是從安全生產和保護工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出發，應當對礦業權的流轉主體進行資質條件的審批；另一方面，資質審批有利于礦藏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發揮。此外，還存在著登記備案要求。出于對礦產資源的管理需要，礦業權的流轉也應當采用登記備案。同時，對受讓人也有資質方面的要求。礦業權的流轉只能限于特定的主體，不能發生在任何的民事主體之間。對礦業權的流轉，在法律上應該有資質方面的限制。

　　問題：礦業權的設立是否需要招拍掛？

　　王利明：從廣義上說，出讓也是一種流轉方式。目前，只有2003年國土資源部頒布了《探礦權采礦權招標拍賣掛牌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了礦業權的設立需要招拍掛，但是，其作為一個行政規章，效力過低，不能成為法院認定轉讓合同無效的法律依據。對于礦業權設立和變動合同的效力認定，還是用當根據《物權法》確立的關于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的規則予以判斷。《物權法》第137條規定：“工業、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經營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兩個以上意向用地者的，應當采取招標、拍賣等公開競價的方式出讓。”，該規定應當可以適用于礦業權的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