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土地

　　2001年，南望的日子過得舒服，銷售額近1億元，每年增長率都能保持30%以上。員工只有五六十人，管理起來也相當輕松，但張健卻坐不穩了。

　　按照他的邏輯，首先想到以土地作為企業應對市場風寒的“棉襖”。投資土地還有一個目的，買地等于增加公司的固定資產，有了資產去銀行做抵押貸款就更容易。就在這一年，他買下了浙江大學附近31.5畝土地，因涉及與農民的拆遷糾紛，實際上到2003年，土地證才辦下來。當時他是以工業用地拿下，價格不過10萬元/畝。他本意是想建成工業園，也希望與浙大聯合成立一個科研基地，但終未動工。

　　自此之后，張健對土地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到2004年陸續在杭州買下了200多畝土地。“那時候土地便宜，誰都可以做，你去拿地，鎮政府還要請客吃飯。”張健回憶。他拿地的載體并不僅是南望集團，還曾以下屬集成電路公司之名購得了杭州市余杭區閑林鎮某村379畝土地，其中獲得土地證的至今只有181.3畝。

　　他的觸角還探出了杭州。2003年，張健盤下了位于北京市豐臺區科技園的星火大廈。根據《中國企業家》記者的調查，這本來是座爛尾樓，張健接盤的價格并不高。不過，因受開發資金所限，到2007年才完工，張健為此投入1.6億元。

　　“我沒有想過要做房地產，做高科技產業哪有想做房地產的？我打算把它們一部分做工業地產，一部分做寫字樓自己用。”張健說。但其后房地產市場的高歌猛進讓他沒能守住底線。杭州市時代電子市場是張健運作的第一個商業地產項目，一期在2005年投入使用，二期剛剛開始動工。有人認為，張健從這個項目中得到啟發——原來房地產的利潤如此可觀。“如果將這些土地都變成房子，南望的資產不是可以翻幾倍？”張健曾作如是想。

　　為此，他自稱還搭建了比較復雜的資產結構，“因為有時不這樣操作土地就談不下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往往還需要一個外面的投資者出現，有各種各樣的制約。”

　　隨后，他開始張羅將“便宜但流動性差”的工業用地變性為商業用地，再做地產開發，但苦于補交的市場差價費用高昂，一直卡在半空，至今其在杭州的土地多半依然裸露，如同這個城市的巨大傷疤，它們牢牢鎖死了南望的現金流。

　　早在2003年年底啟動的上一輪宏觀調控過程，國家就根據房地產業持續過熱狀況適時推出了一些政策措施。2005年3月，又有旨在穩定住房價格的“國八條”、“新八條”相繼出臺，不過地產事實上從2002年以來進入了持續五年的繁榮期，地價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很多民營企業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大舉涉足地產，更有甚者如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不但在義烏拿地，而且在2004年一人投資1億多元人民幣，一舉拿下了中國在迪拜的最大商貿城——“龍城”的500間商鋪。

　　“我太貪了。”張健自嘲對地產的投資。

　　“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后來地產形勢會像今年這么嚴峻。我覺得如果大樓開工，只要造到頂馬上就變成資產了。我有20萬平方米可以造房子，20萬平方米的房子價值就是20個億啊。我算了一下，就是房子造好以后出租，每年租金收入3000萬，銀行貸款即便有2個億，一年的利息也只有2000萬，租金償付利息之后還能剩下1000多萬呢。

　　“當時我也在考慮，2005年貸款好貸，萬一以后貸款難呢？所以想趁那兩三年的時間把該做的東西都做掉，但結果證明做不了，拿的工業土地越多，需要的投入就越多，假設土地價格是1000萬，我再投1000萬的鋼筋混凝土進去，它的價值才能變4000萬。

　　“后來資金緊張時，開始我也不害怕，我想我有資產，銀行一定會給我錢。當時公司貸款也就7個億，要是我的電子市場二期能夠準時啟動，南望大廈也建好，租金收入有8000多萬，如果北京的星火大廈出手的話能有3個億的資金回籠，不算主業的利潤，也能站得住。沒想到計劃不如變化，原材料漲價，很多工程超支。星火大廈倒是有機會出手，可我有點貪。購入時每平米只投入4000塊，這個樓盤位置不錯，緊臨京滬高速，一旦通車每平米肯定能漲到1.5萬，那就是6億，雖然有不少人和我談，但我都沒同意，總覺得能貸到款的話賣了可惜，誰料到房價會跌。

　　“做地產我也沒有好好做，如果專心做地產，只做房地產，可能也能賺錢，南望大股東里有通策房地產投資集團，它的董事長呂建明也是地產高手，如果我和他合作，可能也好一些。”

　　除了地產之外，張健還和德隆系產生了瓜葛。2004年初，德隆系大廈風雨飄搖，德隆的唐萬川帶隊在浙江推銷ST中燕。張健旗下的廣賽科技輾轉通過ST中燕第二大股東上海創索，受讓ST中燕22.08%的股份，每股轉讓價格為0.9888元。2007年股改后，ST中燕主營業務變身為全國口腔連鎖醫院，上市公司名稱變更為通策醫療。

　　此外，2005年，張健投資近8000萬元在云南大理修建2萬千瓦水電站，這筆投資經由掮客介紹，對方承諾可以幫南望在云南地方商業銀行貸款。憑借在電力系統工作的經驗，張健斷定“電價肯定會漲，水電項目應該是比較穩妥的投資”。按計劃，該電站在2007年可投入使用，每年至少能產生2500萬元的利潤。

　　然而，這一大手筆投資，決策的過程讓人匪夷所思——張健居然沒有去云南實地考察，而僅僅是請幾個熟悉的專家做調研，看了看可行性報告就簽字。之后，一鼓作氣，他又花4000多萬元購買了另外幾個水電項目的開發權。同時，南望試圖進軍風電，并進行了少量前期投資。

　　2006年9月，廣賽科技以4980萬元價格將浙江國信典當拍賣行77.78%的股權納入囊中，一家高科技公司何以突然入主典當行，令旁觀者百思不得其解。至此，張健的多元化擴張已經亂了方寸。資金鏈岌岌可危的南望，向典當行尋求融資才是其真實的企圖。這和當年德隆危機爆發前，悄悄潛入城市商業銀行如出一轍。

　　此刻表面上南望依然風光無限，雖然規模不大卻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多個子、孫公司。這些公司中，有些已人間蒸發，還有幾家業務難以說清，但湊在一起，倒很有幾分“集團”的氣象。各種榮譽也紛至而來，南望進入中國軟件企業百強，張本人成為杭州市人大代表，西湖區黨代表。

　　轉折點隨著他的四處突擊出現，本來出于輔助主業目的發展起來的多元化，至此反過來需要主業為之輸血，甚至不得不讓他為之四處舉債。

　　事到如今，張健反省：“沒想到投資過程中沒有經過科學的決策和管理，本來為防范危機采取的措施反而引發了危機，還闖了這么大的禍，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專心一點，實際上安防行業的利潤也能超過25%啊!”

　　飲鴆止渴

　　“張健非常固執。我們3年前就提醒他，凡是一些重大項目都要經過董事會批準。此前，他就弄了一堆小公司，當時股東也沒有深究，也沒想到他還有那么多長期投資。”南望集團股東之一、東方通信的投資部經理宋光耀對《中國企業家》說。

　　最初的危險信號來自水電站項目，對電力還算內行的張健千算萬算，漏算了地質條件，云南那座水電站施工過程中多次出現塌方事故，還出過人命，直到法院凍結南望資產，剛剛建成2/3。每年產生2500萬元利潤的如意算盤落空。水電站項目讓張健心力交瘁。提到那個掮客，善于控制情緒的張健也忍不住在記者面前罵了一句粗話。“只要有1個多億，我就能撐過來。”張健悔恨地說。換句話說，如果張健不投水電站，2007年資金還能周轉過來。

　　受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整體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內外交困下，中國政府于1998年決定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確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為南望等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一個寬松的貨幣環境，但隨著流動性過剩成為突出矛盾，張健借雞生蛋的好日子終結了。

　　2007年前后，隨著奧運會即將舉辦、平安中國建設等因素刺激，安防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旺盛需求，杭州市安防企業迎來了黃金時代。南望合同額比2006年增長了100%，中標了杭州、寧波、臺州公安系統等多個項目，合同標的達4.2億。“如果把多元化發展的資金用到市場推廣上，打廣告、做品牌，只要做幾個重點產品，我現在也做得很大了。”說到此處，張健連連嘆氣。

　　可對于已經“尾大不掉”的南望來說，需求噴發的憂大于喜，因為這些工程大部分都需要前期墊付資金。就在這一年，以緊縮為特征的貨幣政策頻繁出臺，張健發現不但貸款成本越來越高，審批時間越來越慢，而且能否拿到也成了問題。他心中發慌，每天的任務就是找錢！找錢！

　　2007年2月，南望集團分別歸還了到期的工行、建行和交行貸款，總額在2.5億元。按照以往常規和銀行不成文的承諾，這些貸款還給銀行后還可以轉貸出來，但沒想到放貸指標收緊，后續貸款成為泡影，尤其臨近農歷新年，南望的資金更加緊張。

　　為彌補資金缺口，張健開始向民間高息融資。在浙江，民營企業從民間借高利貸為尋常事。利息雖高，但期限很短，不至于傷筋動骨。實際上從2001年起，張健就從民間借款，但當時量不大，利息也不高，加上主業現金流不錯，很快就能還上。

　　而這一次，張健吞下的是一丸大劑量的“毒藥”，他前后共借了3.5億元本金的高利貸，僅利息就高達2.4億元，并且每天都在變化。一想到第二天賬單上又要添幾個數字，張健常常難以入眠，睜著眼等待黎明。

　　黎明沒有到來，黑暗卻悄悄降臨。2007年6月，交通銀行杭州分行發現南望“不太對勁”，該行副行長邊黎平曾告訴媒體，交行由此入手調查南望及其子公司的財務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南望為獲得更多銀行貸款虛增銷售收入，資產存在黑洞。交行杭州分行立刻提醒南望集團收縮信貸規模，并要求其提供抵押物。在南望提供抵押物的過程中，暴露了其高息民間融資的行為，因為交行發現這些抵押物已經偷偷抵押給了具有高利貸性質的典當行。

　　有匿名債權人認為就是銀行害了張健：“現在和銀行打交道可要小心。銀行實行責任制管理，一到期責任人就拼命催你還。不管你是哪里來的錢，只要你還上他就沒有責任了。有時候就是銀行慫恿你去拆借高利貸，當時說得好好的，還上之后馬上給你再貸，等你還上他就不給你貸了，就是貸也拖上幾個月，中小企業哪里受得了。”

　　不過，張健否認了“銀行逼他借高利貸”的說法。“當初人家銀行也是幫過我的，我現在沒什么可說的。”

　　張健曾經給銀行留下的印象是可信度頗高。杭州一家銀行業高管告訴《中國企業家》，張健每次來的時候，都是拿著張蓋了章的合同，說有多少訂單，需要多少錢。“有時候一緊張連話都說不清楚，一個人欠了那么多的錢，居然心理素質還那么好，到處跑來跑去借款。”另外他在民間借貸圈的聲譽似乎也不錯，據傳高利貸圈一位號稱大佬級的人物，曾多次在企業資金鏈斷裂前夕全身而退，這次卻在2007年底入套，此事在杭州民間借貸者中成為奇聞。“如果說他是騙子，那就是最高明的騙子。”張的一位同鄉說。

　　但張又不像騙子，上文中的銀行業高管說見過無數騙子，沒見過他這樣的。“如果是真精明，就不是這種打法，早就安排好一切，人間蒸發掉了，這種案子不是沒有過。他乖乖等著你把他的資產封鎖，而且這個過程中把他父母、親人的房產也都抵押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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