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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教育改革，在觸及“產業化”的暗礁之后便成了社會各界激烈抨擊的對象。
因為高校的高學費、亂收費而導致家破人亡的新聞已不鮮見；因為高校的擴建、改建而暴露的官員腐敗案件時有耳聞；因為高校招生的黑箱操作、行政機關的官僚做派而造就的機構臃腫、辦事拖沓、效率低下的作風也已使高校本身不堪重負……
追尋中國內地教育改革的蹤跡，可以發現，“教育產業化”已經成了目前最令人憤慨的淵藪。實際上，這一論調問世至今不過7年，而其裹挾而來的積弊日甚，已足以令人瞠目結舌。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大陸雖然地處腹地，但也不可避免地飽受了沖擊，外貿不力，內需疲軟。喝過洋墨水的經濟學家獻出良策，寄希望拉動內需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思路也隨之出籠，因為中國社會素有“耕讀傳家”的文化傳統，國人向來省吃儉用，但在子女接受教育方面毫不吝嗇。惟有教育收費才足以逼使國民消費。
1999年7月的高校大擴招本身并無太多詬病之處，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化是世界大勢，而其竟然源自于“拉動內需”作為可以啟動消費的理念，而且以“25%～30%的擴招速度，……每年擴大到400萬人，……每年可收取學費200個億及其在校消費40億，若以投資乘數估算，240億可以拉動1000億的投資和最終消費”。
2003年9月，聯合國教育權報告員考察中國教育狀況后指出，“教育經費只占GDP的2%，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其余的47%則由學費來彌補”。顯然，教育成本恰恰就以教育產業化的名義轉嫁給了廣大的國民。這一思路委實是觸犯眾怒、招致民怨的失敗之著。
1986年頒布的“義務教育法”明文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迄今20年來，政府沒有免費。農村居民勒緊褲帶，節衣縮食，而因為子女上學再度返貧的家庭不計其數。
國民教育應該有公私之分。學者指出，免費是義務教育的應有之義，非義務教育則應該放手發動社會資金的力量，在政策上予以正面的扶持，使之緩解政府教育經費的窘境；而現實卻是，政策方面的細微變動便造成了民辦教育的萎縮；中國內地完全拋棄了民國時代早已形成的現代教育“三駕馬車”制度設計(公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歧視民辦教育反而成了拖累自身的包袱。由此看來，掙脫制度之瓶頸才是教育改革的正道。
本刊評論員 仲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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