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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記者 陸斌
有一句經典的電影臺詞 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找到答案。在沒有明確答案的時候，我們一邊朝前行走，一邊不停地尋找著某個坐標，希望能夠參照自己，看清我們到底能走到哪里去。
第一次看到電視,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個大院里的人守在一兩家9英寸的黑白電視前,更多的是羨慕和好奇。那個年代，鄧麗君的歌曲傳入大陸，雖然讓國人緊張的神經變得愜意、舒適，但我們的定勢思維把這樣的聲音當作“靡靡之音”。
看了30多年電視后的2005年夏天，一檔“超級女生”的電視節目火爆全國,引發大大小小的媒體裹脅著全民又一次發起“電視是什么的？”的爭論。這看似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答案卻一點都不簡單。在某些人眼中，電視是賺錢的工具，在另一些人眼中，電視則是教育的工具。在學者眼中，電視是大眾傳播媒介; 在觀眾眼里，電視可能就是獲取信息和休閑娛樂的一個工具。
不論管理部門、專家以及電視人如何界定電視的功能,由觀眾手里的遙控器決定的“收視率”，在無形當中成為主宰電視節目形態和走向的表決器。聽聽他們的聲音，也許更有助于我們的管理層、專家、電視人辨析這股風潮的發展趨勢。
娛樂化，是觀眾的精神生活需求
看到全國各大媒體對電視娛樂化的紛爭，我們不敢輕易地用自己的主觀臆斷來揣測大眾的收視心理。于是，我們在《現代廣告》網站www.maad.com的論壇上進行了“如何看待電視娛樂化的傾向”的熱點調查。同時，參照人民網“您如何看待時下流行的娛樂節目風格，以《康熙來了》為例”的調查以及網易開展的“您認為將來什么樣的電視節目將成為主流？”的調查。分析表明，電視的娛樂化適應了絕大多數觀眾的精神需求。不過，觀眾對現在的娛樂節目是否存在低俗化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爭議。
在《現代廣告》網站的調查中，調查者選擇最多的選項為“電視就是大眾娛樂工具，別看得那么沉重。什么文化意義、社會意義,電視承載不了那么多”; 其次，選項較多的是“電視娛樂化是社會必然的發展趨勢。在個性化時代，觀眾喜歡參與節目，與節目互動，根據個人喜好來選擇收看”。很顯然，決大多數調查者傾向于支持電視的娛樂化發展這個趨勢。
一些《現代廣告》網站的熱心會員們在投票的同時，把自己的觀點表述在跟貼中。網友聽月說“電視就是娛樂大眾的，這是根本。然后才有其他的細分定位。”阿七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既然是市場的需要，還是由市場來決定吧。”
網友xiaopig認為“現在的電視娛樂化是媒體市場發育的階段性象征，是迎合觀眾的趣味需求，但這并不等于低俗化，要相信觀眾的審美水平。今后，隨著同類節目的競爭，如果是市場的客觀選擇，即使一時表現得比較“庸俗”了，也是觀眾本身素質決定的。相信市場，相信觀眾。”
觀眾喜歡什么樣的娛樂化節目？
開掘電視娛樂化功能最早的當屬中央電視臺，CCTV憑借資源優勢把《綜藝大觀》、春節晚會、《同一首歌》等歌舞晚會做到極致; 而類似青年歌手大賽等電視選秀活動也曾讓觀眾癡迷過; 但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那幾個“明星老面孔”委實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 模仿《美國偶像》的“超級女聲”幾乎無底線要求的平民選秀極大地調動了觀眾參與電視節目的熱情，這個在2005年很是刺激觀眾神經的節目被網友稱為“新電視運動”。“這場運動確實有標志性的象征意義。”
很多網民和觀眾在調查中，都對中國電視臺存在的刻意包裝和煽情、做作的節目策劃動機表示反感。“為什么那么多觀眾喜歡看低俗的娛樂節目？是因為本身觀眾的境界就低俗么？不是的！也許就僅僅是娛樂，而真正的藝術、真正的品位，大多數觀眾還是分的清的！娛樂性+觀賞性+品位=李詠的節目。”“娛樂節目也要出精品，要質量，不要數量; 多到群眾中去，多做調查，觀眾到底需要什么？以什么形式？在什么時間？做出觀眾喜歡的東西？關鍵是以觀眾為本。顧客是上帝！沒有顧客的餐廳遲早會倒閉的。”
首都師大的戴宇媛同學認為，現在人們的生存壓力太大，生活節奏也很緊張，看電視本來就是為了松弛，放松這種壓力。假如看電視時也要繃緊神經，不能適當的緩解，那不是太累了嗎？簡單也是一種美，當然我們的簡單不意味著“俗氣”與“無聊”。
最反感娛樂節目的低俗化和一窩蜂現象
在采訪和調查中，觀眾在普遍對電視娛樂化傾向表示贊同意見的同時，也對娛樂節目中出現的低俗、無聊乃至一窩蜂的模仿現象表示極其反感。在各大網站，網民們指出，對于近年來一些娛樂節目播音主持人俗不可耐的表現“早看不下去了”、“確實該規范了”、“有的主持人本身素質低下，缺少知識，于是只好把肉麻當有趣，把庸俗當幽默，以博取廉價的笑聲。”
公司職員胡新春認為，“電視圈自我吹捧，霸占電視節目時間，這是更加惡劣的現象。打開電視，老是那么幾個明星在接受訪談，現在已經延伸到訪談自己的電視同事了。他們衣食無憂卻老是在顧影自憐地述說自己的煩惱什么，絮絮叨叨那點‘人生瑣事’真讓人煩。以前講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讓工農兵占領舞臺，有片面性，演員、主持人不應當被排除在宣傳的范圍外，但是自己說自己，就有點令人倒胃口了。現在，讓演藝圈、電視圈里的人占領咱們的舞臺、熒屏，就更加片面了！”
網友和采訪對象說起電視節目中的無聊、低俗現象，頭頭是道。比如“有的主持人喜歡說些無聊的廢話，主持人在評委投票時從1數到30，觀眾又不是小學生，用的著你在臺上教數學嗎？”很多主持人都有很多共同的口頭禪，網友在列舉的同時還在口頭禪后面加上了一些有趣的評語。如“你好可愛哦”(裝弱智); “想知道結果嗎，廣告回來見”(吊胃口); “好開心哦”(裝天真); ，“喜歡他就要趕快發短信”(當營銷員)。
“最近低級庸俗的搞笑節目太多太濫了，特別是那些并不好笑而又配上哈哈哈笑聲的無聊節目，逼得你只好換臺或關機。”
另外，對電視臺一窩蜂模仿和相互抄襲娛樂節目，浪費電視資源和觀眾時間的現象也表示反感。
人到中年的郭先生認為“電視娛樂化不是啥新東西，從電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這個天然的功能。百姓需要娛樂，生活需要娛樂，市場需要娛樂。現在的問題是 各地電視臺娛樂欄目總有些似曾相識，缺少新意，大同小異，缺少特色。中國人喜歡追風，喜歡趕潮流，還有少數人喜歡抄襲。但愿中國的電視娛樂節目能盡早擺脫低俗化、格式化、臉譜化，給老百姓提供點真東西。”
中國觀眾需要有中國特色的電視娛樂節目
說起電視的娛樂節目，包括學者在內，很多觀眾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照搬和模仿海外的“真人秀”、“智力測驗”、“脫口秀”等等節目，再看現今中國電視屏幕中活躍的各類娛樂節目，都有著模仿海外節目的影子。
“我不反對電視的娛樂化，但要看如何娛樂。我們的電視媒體的確缺乏娛樂，也不會娛樂。但我們的電視媒體應該會有很強的娛樂本性，畢竟，我們的文化養分不缺少娛樂的元素和因子。可為什么中國的電視媒體要模仿其他文化背景下誕生的電視娛樂節目？《康熙來了》在臺灣是個好節目,它適應臺灣的文化、政治氛圍,并得到臺灣觀眾的認可。但我們大陸的娛樂節目是不是應該推崇和模仿呢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原創娛樂節目和原創的電視娛樂文化在哪里？是《幸運52》還是《超級女生》？”網友們對電視工作者提出了這樣的追問。
“說實話，我覺得現在電視一窩蜂地做成這樣的娛樂化結果，是電視人沒文化素養的一種表現，缺乏電視文化的創新，只是一味地模仿、抄襲港臺地區或國外的電視娛樂節目。”
“電視需要娛樂，但是不是現在這樣的低水平娛樂？港臺電視節目帶有很明顯的島嶼文化的狹隘性和殖民文化缺乏責任感的特點，他們的娛樂節目是為追求人的感官刺激而娛樂,是娛人不是娛心; 再看同樣的亞洲近鄰韓國的電視劇，就有很強的民族文化的責任感和傳承性。如果大陸電視臺都去以臺灣娛樂節目為榜樣，只能是中國電視人的悲哀。”網友們的批評盡管犀利，但值得反思。
觀眾接受娛樂節目的底線在哪里？
在網上調查和線下采訪中，記者發現觀眾對于娛樂節目能夠接受的“底線”，分歧很大。這和觀眾的欣賞品位、文化修養乃至年齡段都有關系。
有些觀眾認為現在的電視娛樂節目已經庸俗了，不能接受，批評的相當尖銳。“我覺得電視節目已到了非管不可的時候了。只要你打開按鈕,裝腔作勢的，低級庸俗的，毫無意義的節目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有的在誘導你犯罪，在教你如何坑蒙拐騙，在教你如何進行婚外戀; 特別在誤導兒童青年追星，學習所謂的什么新新人類。殊不知，幾個港臺所謂的明星，幾個不倫不類的小丑，在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歷史優秀文化中，他們能算了什么？”退休干部袁波談到電視娛樂化似乎牢騷滿腹。
而北京大學四年紀學生胡剛則認為大陸電視臺的娛樂節目還只是“小兒科“水平。他很喜歡看臺灣的《康熙來了》，認為很搞笑，很放松，他不覺得這個以“談論連戰的四角內褲”、“拍賣費翔胸毛”的娛樂節目有什么低俗。他認為，《康熙來了》的確有它的可取之處，內地媒體太有“責任感”了，而忽視了觀眾的娛樂需求。現在開始娛樂化，也不是什么壞事，但是要有一個度，如果泛濫到像港臺那樣，連戰大陸行的新聞都搶不過藝人結婚的新聞，那樣的媒體就畸形了。但是我覺得目前還不需要擔憂，畢竟我們的媒體監督機制比較完善。”
針對央視主持人集體抵制娛樂節目庸俗化的傾向而發出的“要娛心不能娛人”的倡議，屬于“新新人類”的大學生張安騏持反對態度，“現在央視娛心的節目也夠多了。有點煩了。為什么不能娛人？我既想看娛心的節目，也想看娛人的節目。把人逗樂就是一種水平，你們如果不服的話可以和憲哥比一比，別管低俗不低俗，你也讓我們開懷一笑試試。要我說，現在大陸電視臺的節目說教味還是太重，好像什么東西都要‘寓教于樂’，我可以理解你們的權威身份，但是可別忘了娛樂節目的本質。我是一個普通觀眾，在欣賞完那些陽春白雪之后，也想來點下里巴人。”
其實，這樣的爭議是正常現象。心理學家的研究也表明，越是文化程度比較高的群體反而越喜歡看所謂“低俗”的娛樂節目，而反感說教性的節目，他們看電視更多是為了放松，而不是學習和感悟。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喜歡看“低俗”娛樂節目的人群指責為素質低下。畢竟，不同群體的人們會因為不同的文化修養和趣味，存在所謂的“知識溝”，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群體之間因為文化的差距，而產生不同的信息接收偏好，漸漸地不同群體之間信息的差距會越來越大，涇渭分明。在文化工業化的今天，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消費品，其消費市場和消費對象也已經充分細分了。做一臺老少皆宜、男女同愛的“電視娛樂節目”真的很不容易。
結語 我們會不會“娛樂至死”？
娛樂消遣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馬克思把這種精神生活稱作“享樂的合理性”的滿足。當中國的電視媒體進入了一個被娛樂主宰的時代，一度遭受冷落的電視娛樂功能日益被強化 在熒屏上，你不難看到綜藝游戲的熱鬧紛繁、益智博彩的緊張刺激、情景喜劇的調侃輕松……，這是對“萬物之靈”娛樂享受的滿足？還是對精神崇高性的消解與淡化？電視媒介在新鮮刺激、消遣休閑式的感官滿足之后，還能給予觀眾些什么？這是值得整個社會以及電視人思忖的問題。
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在名作《娛樂至死》中，以拉斯維加斯為例，提醒沉陷于狂歡泥潭的人們“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當越來越多不同年齡的“玉米”、“涼粉”、“盒飯”在盡情享受著由《超級女生》給2005年的這個夏天帶來的“大眾電視娛樂的狂歡盛宴”時，尼爾·波茲曼回響在拉斯維加斯的警鐘，是不是開始飄蕩在中國大陸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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