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消費品過剩到工業原材料過剩

　　龐大的投資加上投入產出比提高，生產能力的釋放十分巨大，很難想象。產能釋放出來以后面臨的是銷售問題。本輪以重工業為主的投資，到2007年項目集中到期，將出現一個集中的產能釋放期。

　　《中國科技財富》：在中國這一輪經濟上升周期中，您是國內較早意識到產能過剩可能對經濟造成損害的經濟學家。在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人均消費能力、社會發展水平遠遠

低于發達國家，為什么會出現過產能過剩的問題？

　　王建：對于產能過剩、預防通縮，我在2003年11月經濟學家50人論壇的一次會議上就提出了。當時預防過熱，2004年經濟過熱勢頭看上去很猛，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調控措施給經濟降溫。實際上，當時在進行宏觀調控時，冷的因素就一直存在。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工業消費品已經開始過剩。1999年開始出現汽車和住宅消費熱潮，上游部門開始出現短缺，帶動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但是投資過大，消費品過冷，生產資料現在也會很快冷下來。所謂“冷”和“熱”表面上是市場的變化，背后是供求關系的變化，而供求關系的變化從來都是相對的。現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還有9億農民，不能說產品過多。由于體制轉換，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居民主體收入增長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導致儲蓄能力、投資能力大大增強，而消費能力相對較弱。這些年，收入差距拉大也一直有人在提，但是對經濟運行影響的表現，關注的人不多。收入差距拉大最終的結果是生產過剩，資本主義國家200多年的歷史已經反復證明了這個問題。由于威脅到了自身的生存，這些國家也在不斷探討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二戰后進行了社會改良，主要通過社會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緩解了這個矛盾。一方面政治層面的沖突減少，另一方面，經濟運行也尋求到一種平衡。

　　《中國科技財富》：您剛才提到中國收入差距拉大可能產生的宏觀影響，即消費不足帶來生產過剩，那么現在中國收入分配不均到底有多嚴重？

　　王建：中國已經走向了市場經濟，在初次分配上要打破平均主義，這是改革的目標，中國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分配的天平卻朝收入分配拉大這一頭傾斜。當然，改革是循序漸進的，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解決問題的重點，但是往往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十五大以后進入國有產權改革階段，抓大放小，企業轉制。現在企業改革已經進入大型企業的攻堅階段，轉制后，大鍋飯已經打破，企業內部約束機制得以建立，效益也在提高，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改革初期，中國的基尼系數只有0.23，上世紀80年代后期沒有突破0.3，上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0.4，現在差不多0.47，而發達國家通過社會轉移支付，現在也只達到0.4，美國收入差距大一些，也不過0.45。現在養老保險只覆蓋了1.8億人，醫療保險1.6億人，失業保險1.2億人，而勞動力7億多，其中有3億在城市。從面上看，農村基本上沒有覆蓋，城市只達到一半的水平。改革解決了一些矛盾，而新的問題也在出現，再配合現在出現的投資大熱潮，必然會產生生產過剩。通脹在中國一定是短期現象，因為從表面上看，是需求大于供給，拉高了價格，實際上這是供求增長不同步，投資能力越來越強，供給越來越大，而需求沒有同步跟上，過剩不能避免。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基礎原材料部門的出現短缺很快消失。所以在不遠的將來，我們面臨的是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問題。所謂“通脹不可慮，通縮最堪憂”，就是這個原因。

　　《中國科技財富》：你認為生產過剩會在什么時間全面表現出來？

　　王建：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國的一個坎，很多問題將在這個時期爆發。一是土地問題，二是資源限制，這兩個是供給方面的問題，三是生產過剩的需求屏障，四是貿易問題。貿易的主要問題是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而美國“雙赤字”很不穩定。土地、資源等問題現在已經露頭，在“十一五”期間會成為增長屏障。“十一五”的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中國可能出現全面生產過剩。自90年代下半期以來，中國工業消費品的供求逐步呈現出全面生產過剩，據商務部方面數據，今年上半年在507種主要工業消費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7.0%，而供過于求的商品已占到83.0%。為什么說2007年是關鍵點呢？因為本輪投資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的平均建設周期是5年，2003年開始投資熱，到2007年項目集中到期，出現一個集中的產能釋放期。如果美國經濟在這個時候出問題，出口下降更會加重中國生產過剩的矛盾。如此一來，增長的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同時出問題，就會導致經濟增長下滑，失業人口增加，居民收入減少。長期以來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就可能成為社會問題顯現出來。

　　《中國科技財富》：近兩年來，有關經濟趨“冷”還是趨“熱”的問題，經濟學界有不同的看法。現在，人們又在討論討論經濟是冷是熱的問題，你是怎么認識這個問題的？

　　王建：現在討論經濟“冷”和“熱”的問題，人們使用了不同的數據。主張防“熱”的任務沒有結束的人認為，投資和去年相比沒有下降多少，仍然在高位運行，出口沒有減緩，消費比去年略有增加，增加了8個百分點。今年上了8萬多個項目，6月份投資增長率達到28.8%，看不出冷的苗頭。認為現在經濟趨冷的觀點說，現在CPI指數下滑，企業運行效益下降，產成品資金庫存大幅增加，廣義M2的增速大大快于M1，貿易順差增加，等等，都是經濟趨冷的標志。說經濟變冷的忽視了熱的因素的存在，說防變熱的一方也不解釋冷的一端的原因。

　　我認為，經濟是一個整體，是冷是熱只可能有一個解釋，不可能存在“既熱又冷”分歧的說法，一定要把“冷”和“熱”統一起來分析。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現在需求增長在高位，但供給的增長水平更高。現在需求增長已經達到使GDP增長達到9%的水平，仍然無法將更高的供給吸納掉，導致價格下降，企業效益接著下滑，比如利潤回落，增長幅度去年40幾個百分點，今年下降到10幾個百分點；企業銷售增長16%，而庫存增長達到19%；生產資料部門中的加工行業和企業利潤下滑，大面積虧損。這是都是供給增長快于需求增長的證據。也有人將需求不足等同于需求萎縮，從而得出一個錯誤的判斷，認為今年3、4季度經濟增長要下滑。問題是現在需求的增長速度沒有明顯下降，需求增長能夠保證今年經濟增長9%、明年8%的速度，沒有問題。明年需求將有所回落，幅度不會很大。但因為供給增長過快，企業效益指標下滑，這才是合理的解釋。供給增長速度大于需求，說明生產過剩的隱患確實存在，危險將要降臨。

　　《中國科技財富》：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出現了煤電油運緊張的狀況。但現在鋼鐵的價格在下跌、水泥企業大面積虧損，這些基礎性行業是不是已經出現生產過剩的征兆？

　　王建：從行業來看，水泥去年上半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幾，今年是百分之十，只相當于去年40%的增長率。水泥企業大面積虧損。我們現在4400多個水泥企業，有1900多個處于虧損、半虧損和停產、半停產的邊緣。原因就是新投產的企業過多，過去都認為基建效益不錯，水泥需求量大，價格也在漲。鋼鐵也是如此，鋼材主要是線材和20毫米螺紋鋼價格在掉。還有用于建筑的中厚板，今年以來每噸價格已經下降了1000多元，跌破了鋼鐵企業的生產成本。汽車前兩年在需求上已經顯示出不足。前兩年出現短缺的行業，缺電，煤炭也緊張，最近煤炭價格已經下降，各地的煤炭庫存大部分從去年的三、四天增加到了十五天以上，秦皇島等主要的煤碼頭已經出現煤炭積壓，煤炭價格也開始下降。估計今年的煤炭需求基本持平，到明年出現過剩。從電力來看，去年25個省缺電，今年上半年減少到18個。去年投產的電力是6千萬千瓦，今年投產了8千萬千瓦，現在報到發改委已經批準的和以前年度批準正在興建的電力項目，到2010年能達到9.4萬億千瓦(去年底4.4萬億千瓦)，在未來5年內，中國將增加5萬億千瓦的電力供應。這是什么概念？現在世界發電能力最大的是美國，是7.7萬億千瓦，中國今年增加8千萬千瓦相當于英國全年的發電量，增加量相當于英國全部存量。電力供應量增加如此迅速，那么電力需求會不會翻一翻呢？不大可能。

　　總的判斷，今年是鋼鐵、水泥和電解鋁過剩，明年是煤炭過剩，后年電力有可能持平，也有可能過剩。如果電力出現過剩，中國就沒有不過剩的生產資料。90年代中期工業消費品過剩，這一輪高增長是上游短缺，現在上游產業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出現過剩。

　　《中國科技財富》：我們知道，這一輪經濟增長不同于以往，不僅投資總量巨大，而且投資主體也發生改變，民營經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您能具體分析一下這一輪投資的特點嗎？

　　王建：如果按照2003到2007年投資平均增長率為20%來計算，這一次投資累計將達到35萬億元，相當于整個“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兩年這前17年的投資總和。這是第一個特點。

　　與過去投資不同的，這一輪是民營企業投資為主，投入產出比高。2004年總投資中有65%是非國有部門投資，今年一季度達到71%。過去國有企業效率低，有太多的投資浪費，主要是投資決策有問題，造成投資失敗。而建成同樣的產能，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只要投入1/10的資金即可。比如吉利汽車達到10萬臺的產能，需要投入十來個億，如果是政府主導的國有企業投入，需要上百億。民營鋼鐵企業，一噸一千元投資，國有企業需五千元一噸。從投資周期來看，民營企業也要短于國有企業。

　　龐大的投資加上投入產出比提高，生產能力的釋放十分巨大，很難想象。產能釋放出來以后面臨的是銷售問題。如果這幾年收入差距有所改善的話，問題的解決并不困難。

　　《中國科技財富》：既然民營經濟作為投資主體，那么投資失敗就有投資者個人來承擔，這樣社會的影響會減少，政府是不是就不要太擔心了？

　　王建：1996年是銀行的轉折點，銀行對非國有企業貸款首次超過對國有企業的貸款，從此以后，非國有企業貸款不斷增加。民營企業投資面臨的問題也不小。項目屬于非國有，銀行是國有的，近三年銀行貸款中42%是向非國有放貸，總量上將近三萬億。一旦項目失敗，風險還是要轉嫁到國有銀行上來。過去，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盡管項目可能失敗，但企業不會破產，銀行貸款表現為不良債權，問題會被掩蓋起來。現在民營企業投資失敗，銀行貸款就劃轉成壞賬。不良債權與壞賬不一樣，由企業破產導致無法收回的貸款屬于壞賬，要沖銷銀行的自有資本。根據巴塞爾協議，銀行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而中國的銀行體系只有7.6%的資本充足率，資本金(包括核心資本和次級資本)一共是2萬6千億元，如果非國有貸款中有1萬4千億不能償還，銀行系統的資本充足率就會下降到4%。這幾年的銀行改革的努力就會成為化做泡影。如果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來要求，銀行就必須減少貸款，這實際上是金融緊縮。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后十幾年沒有恢復過來，就是因為大量企業壞賬沖銷了銀行的自有資本，被迫實行信貸緊縮的結果，中小企業根本得不到貸款，經濟陷入停滯。西方國家銀行業危機沒有發生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時候，而是發生在生產過剩、出現嚴重經濟蕭條的時期，銀行的信貸緊縮又成為一個放大器，將生產中出現的過剩問題蔓延到整個社會。

　　對于民營企業來說，生產過剩，效益下降，解決辦法是壓縮生產，裁減員工，或者干脆倒閉。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會就業壓力。

　　《中國科技財富》：生產過剩的直接受害者是企業，如商品銷售不暢，效益下滑。在經濟出現過熱時，人們擔心，生產資料上漲會最后帶動消費品價格的上漲，然而，這種傳導效應并不存在。反之，當消費品價格出現下滑時，卻會帶來生產資料價格的下滑，這是為什么？

　　王建：企業效益下降，實際上是受兩頭擠壓的結果。一頭的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一頭是消費品價格下跌，生產過剩越來越嚴重。只能通過壓低價格實現銷售。比如，現在汽車市場，大量產品投放到市場，而消費人群增加不多，造成價格下降，上汽系列的汽車降了5萬，普桑這一輪降到了7萬多。手機也是一樣，現在生產能力是2億部，而市場需求量只有5千到6千萬部，隨著大量生產線的投產，產品價格必然下降，企業出現虧損。人民銀行一個調查表明，10%的人群掌握了60%的存款，今年上半年出現8.4萬億的銀行存差(存款和貸款差額)，原因就在于需求這一端受收入分配約束，社會財富的大部分轉為積累和投資，造成消費和生產嚴重失衡，結果是原材料即使漲價，在銷售市場也無法通過價格轉移向下游傳遞。現在PPI和CPI不同步，實際上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表現。

　　《中國科技財富》：政府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主要是轉移支付。中國在這一方面做得如何？

　　王建：這幾年中國政府盡管也有一些轉移支付，但對問題的解決還遠遠不夠。發達國家社會轉移支付約占GDP的40%，中國能不能達到4%都是問題。從2007年這個關鍵點來看，現在需求不足，收入分配拉大的矛盾還在繼續，2007年面臨的矛盾將比較難以解決。

　　轉移支付要用所得稅的辦法對高收入階層征稅來實現，中國現在也有個人所得稅，去年不到700億，其中6成是工薪階層交的。個稅從性質上來講是公平財富分配的辦法，一般收入階層不應該交稅，對于收入低與平均值的還應該給予補貼。這樣看來，在中國轉移支付的社會公平效應不僅十分有限，相反起到了抑制消費效應。

　　《中國科技財富》：通過轉移支付縮小收入差距需要較長的時間，目前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

　　王建：如果放開新上項目的口子，繼續擴大投資需求，只能解決未來幾年的增長，卻會使今后的生產過剩矛盾更嚴重。上屆政府啟動內需是從擴大投資需求入手，因為當時的情況不同。在“十一五”期間啟動需求則必須從消費入手，實現從投資型增長向消費型增長的轉變。

　　這就必須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可以從幾個方面考慮：

　　1、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利用個人所得稅建立從“富人”到“窮人”的社會轉移支付制度。

　　2、提高公務員工資，帶動全社會工資水平上升。

　　3、國家財政應增加對養老、醫療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投入，顯著擴大社會保障面，因為居民不敢花錢消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后顧之憂。

　　4、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消費。農村人口是中國的居民的主體，中國收入分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城鄉收入差別擴大造成的，所以增加農民收入是擴大消費的重要環節。去年農民增收比較多，今年的消費增長率就高于去年，就說明了擴大農村消費的重要意義。擴大農村消費，主要應從減輕農民負擔角度考慮，比如增加農村公共品提供，支持農村發展新合作醫療，以及把農村中等義務教育由國家包下來等等。此外，還應考慮較多地提高對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救濟標準。

　　5、拓展消費貸款的空間，支持居民的住宅、汽車和其他方面消費。

　　《中國科技財富》：從投資的角度看，繼續擴大生產能力顯然使問題越來越嚴重，應該做什么調整？

　　王建：至少在中期內，我國應嚴格限制生產能力已經過大的產業部門繼續增加投資，但對技術改造投資應“網開一面”，重點鼓勵節能、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等方面的技術改造。自“七五”時期以來，我國技術改造投資在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比重就在不斷下降，已經從“七五”時期平均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我國粗放型增長的格局目前仍很明顯，而由于資源、環境等原因，傳統的粗放型道路已經難以為繼了。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必然選擇，但要有物質條件支持。政府應出臺類似日本“機械工業振興法”那樣的法律，強制淘汰一大批落后的生產能力，利用財政、稅收、信貸、外匯等等方面的手段，支持企業進行這方面的技術改造投資。這也是提高投資效率的一大方向。再想一些擴大消費的辦法。

　　從投資增量上看，一部分應該增加廉租屋建設，廉租屋產權歸政府。現在中國的廉租屋供給太少，西方國家一半以上人口住的是廉租屋。中國雖然提出居者有其屋的口號，但“有”不是“所有”。現在中國自住率在數字上盡管達到了70%，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推進，按照成熟的現代化國家的標準，75%的城市人口是城市人口，2030年中國完成現代化，人口達到16億，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達到12億，在現基礎上要增加8.5億，現在中國的用地矛盾越來越突出，豪華與標準較高的住宅建設受到抑制，很難做到每戶都擁有自己的住房。按人均建筑面積25平方米，每平米均價2000元，則有近40萬億元的投資空間，而在“十一五”期間，可考慮至少每年安排1萬億元的投資規模，就可在相當程度上拉動投資增長，吸納大量生產資料產能，還可在重工業投資落潮后，為數千萬人的建筑業隊伍提供新出路。廉租屋的建設，可以通過發行30年期城市住宅公債來實現，比如一年發5000億住宅公債，再配合5000億住宅貸款，到期后有兩種償還方式，一是財政償還，或者再搞一次房改，將廉租房賣給長期租戶，就像前段時間的房改，其實出售的很多是政府的長期廉價租房。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投資方向，能夠增加有效供給。

　　《中國科技財富》：擴大出口也是解決國內生產過剩的途徑。但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外貿順差接近400億美元，中國出口還有多大的增長空間？

　　王建：中國外貿出口還很有潛力。德國順差最高達到了1500多億美元，有人估計中國今年順差將超過700億。國外向中國投資的過程，也是其轉移產業的過程，為中國帶來了貿易渠道和海外市場。貿易摩擦的存在并不一定會抑制出口增長。以日本為例，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與美國產生貿易摩擦，開始是

　　最近，中國政府宣布

　　從匯率機制來看，現在人民幣升值壓力雖然存在，但貿易與匯率的關系越來越淡。從理論上來說，一個國際貿易出現順差，本幣要升值，有逆差，本幣要貶值。但是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維持了10年強勢美元的局面，一直持續到2002年，而這期間，美國貿易逆差年年擴大，而歐元升值中是貿易順差年年擴大。匯率和本幣幣值的變動，實際更取決于國際資本流動。上世紀90年代，美國興起新經濟概念，大量資本流入美國，成為推高美元的主要原因。從全球看，去年全球商品貿易額6.8萬億美元，而貨幣交易額達到700萬億美元，由貿易引起的貨幣交易只占1%，而貨幣交易決定匯率，由此可見，現在匯率的決定因素不是商品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