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與格林斯潘

　　李峻嶺 �煴本���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上任之后，隨著中國經濟地位、人民幣國際地位明顯上升，特別是周小川的學者風范和金融調控藝術，讓人們習慣于將其和各國央行行長特別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風范加以對比。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的成立以及中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給希望周小川效法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或成為格林斯潘的人士提供了“論據”和想象空間。同時，也正因為上述兩個里程碑式的重要改革舉措，現在人們更加注意傾聽和關注周的一言一行。

　　或許，對周小川而言，“學習格老好榜樣”的提法更為寬容。因為，即使是“學習”，這條道路上仍然充滿曲折和艱辛。

　　“形似”的說法 言談的藝術

　　在音樂素養方面，格林斯潘確實可與周小川媲美。或許兩人都已領會“鍵盤與算盤相通”的規律。否則，他們又如何在音樂與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兩個行當之間從容大度、游刃有余呢？講話繞彎子只是一種藝術的表述方式。鑼鼓聽聲，說話聽音。實際上，無論格林斯潘還是周小川，無論他們講話的彎子怎么繞，他們還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傳媒業的一位腕級人物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這位財經傳媒業內的知名人士愛好寫詩作文。由于周小川博士對音樂的通曉和愛好，經過熱心人士的撮合，這位人士打算和周小川博士合作搞一場詩朗誦音樂會。據說，各方面還真就對此事進行了認真籌劃，但因為某些客觀原因未果。當然，周小川博士對此次詩朗誦音樂會投入了多大精力不得而知(身居要職公務是一定繁忙的)，但從一個側面讓人們感受到了周小川的音樂素養頗得稱道和肯定。

　　在音樂素養方面，格林斯潘確實可與周小川類比。格老早年在美國著名的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音樂，曾夢想成為一名職業音樂人，格林斯潘在從紐約著名的朱利亞音樂學院退學之后，曾在紐約時報廣場派拉蒙劇院下面的一家時髦的夜總會里演奏薩克斯管。

　　或許兩人都已領會“鍵盤與算盤相通”的規律。否則，他們又如何在音樂與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兩者之間能從容大度、游刃有余呢？由于所處的大環境不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博士和身為美聯儲主席的格老對其各自“音樂”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手法必然存在差異。

　　對兩人在音樂素養上進行比較，或許有鉤沉傳奇的感覺。但在言談上確有相似之處———兩人講話都愛“繞彎子”。表面看去，這種繞彎子往往被直觀認為是“廢話連篇”，但細思之蘊意深遠。這也是業內人士普遍的感覺。尤其是將兩人的言談放在各自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運營的大背景下更為明顯。

　　為美國制定貨幣政策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其政策調整主導全球投資方向，因此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工作與其說是金融家不如說是藝術家，他既要將政策調控的信息有效傳遞給國際市場，又不能過早暴露美聯儲的戰略部署。既需要引導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走上更為健康的發展軌道，又要為美聯儲的貨幣干預政策留好退出的后路，其難度可想而知。也正是因為事關重大，很多話不可不說，又不可明說。

　　格林斯潘講話一般喜歡從美國乃至全球的宏觀經濟運行講起，而少有一上來就大談利率。有時根本不談利率等貨幣政策的內容。理性的聽眾往往直到聽完格老的講話，經過認真反思，才能約略領會到他的深義所在。格林斯潘講宏觀經濟，實際上是在向人們傳達美聯儲的思考，這種思考的內容往往與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整或改革息息相關。

　　周曾在商業銀行、證監會等單位任職，據了解，他以前的同事和下屬，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周小川非常具有親和力，溫文爾雅，很有風度。同事和下屬對周的評價或許含有其性格方面的因素，但人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面對公眾的周小川形象———隨著中國金融改革進程的加快，以及改革復雜程度的加劇，周小川的講話風格越來越有格老的影子。

　　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剛剛啟動。匯率調整雖然是一國主權，但畢竟涉及國際主要貿易伙伴的切身利益。本質上，匯率改革的過程也是一次次金融外交的過程。有業內人士評價：從近兩年的國際匯率博弈看，周小川的應對手法漸趨成熟，言談間漸顯老辣，其風格近似格林斯潘。

　　按常理，央行專司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談貨幣政策應該是周小川的分內之事。但人們注意到，在大多數的場合，包括在“兩會”新聞記者招待會這樣的重要場合，周小川談得更多的卻是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這不僅是因為，身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同時還兼任國務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之職。更重要的是，周很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要想使貨幣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更有效率，必須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機制，否則，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以及其傳導功能都將大打折扣。所以，在多種場合，他不厭其煩地講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他不僅講中行建行的股份制改革及上市問題，而且細致入微地講到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創新、以及貸款結構和不良資產的處置和控制問題。

　　周小川深知房地產業對銀行業的良性發展作用非同一般。如何發揮貨幣政策的工具作用，改善因為金融資源的誤配而造成的銀行系統大量不良資產、盡量避免房地產業的高貸款給銀行系統帶來的風險就成了他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央行的未來 周小川的新使命

　　與格林斯潘對利率的“微調”風格相類似，“漸進性改革”的思維構成了周小川進行貨幣政策調整和改革的主要特征。美聯儲的職責定位是“提供國家更安全、更靈活、更穩定的貨幣和金融體系”。而面對現實的周小川深知中國央行的職責和自己的使命，在這方面他很冷靜。周表示，由于我們處在一個改革和貨幣化不斷進行的過程中，我國中央銀行不可能完全像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一些國家那樣，單純將控制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

　　事實上，周小川上任以來，幾乎創新和動用了現代貨幣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來完成“法律賦予央行的貨幣政策職能”。在央行沒有利率和匯率調整的最終決定權的情況下，這些操作不僅讓周獲取了大量實踐經驗、市場信息，更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利率和匯率的形成和傳導機制。

　　2004年以來，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銀行一直處在激烈的宏觀調控政策漩渦的中心。他一方面力爭用更加靈活的市場化手段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并爭取更多的貨幣政策自主權。另一方面，周也在按照政府的統一部署，穩步推進包括利率市場化在內的貨幣政策整體改革。與格林斯潘對利率的“微調”風格相類似，“漸進性改革”的思維構成了周小川進行貨幣政策調整和改革的主要特征。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總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將主要承擔部分中央銀行業務的具體操作職責，同時履行一定的管理職能。于是，有人將央行此舉說成是效法美聯儲。

　　美聯儲全稱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是一個設在華盛頓的中央獨立機構，由理事會和12家聯邦儲備銀行組成，其核心是聯邦儲備理事會。從1913年成立至今，美聯儲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擔負著發行貨幣、代理國庫、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職能；并運用公開市場業務、銀行借款貼現和金融機構法定準備金率三大杠桿控制著美國的通貨與信貸；同時還起著“最后借款人”的作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一位專家認為，對比美聯儲，央行上海總部成立后，留在北京的央行機構頗類似于美聯儲的核心機構———理事會的角色，而上海總部的作用與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相似。這種分離，預示著央行今后將強化貨幣政策執行的獨立性。

　　有觀點認為，從這次央行上海總部的成立可以看出，周小川更傾向于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執行能力，將央行打造成真正的中央銀行。但現實不容回避。目前的中國人民銀行還無法與美聯儲真正相比。從這個意義上，周小川和格林斯潘雖同為央行行長，但有本質不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的一位研究員說：“獨立性要求中央銀行能獨立地制定貨幣政策，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與獨立性比較大的美聯儲對美國國會負責類似，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應該要求其對中國人大負責。而《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這位研究員認為，政府掌控貨幣政策的最終發言權會帶來尷尬的局面。前車之鑒已有，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由于當時日本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一些發達國家便聯手要求日本政府讓日元升值，升值后日本經濟出現了不景氣，最終導致泡沫破滅。

　　目前的現實情況仍然值得關注。一段時間以來，包括不久前人民幣升值后，中國仍然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的壓力。按照這位研究員的說法，如果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制定有本質的獨立性，這些國家就沒有理由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在外交環節，政府也會有一個回旋余地。

　　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在國內曾經歷過三次大的討論。一次是在1984年前后，人民銀行確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權時有過大的討論；第二次大討論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在《人民銀行法》的起草修訂過程中有過討論；第三次是在2003年4月28日銀監會成立之前。

　　國外有定量研究認為，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與通貨膨脹率存在一種負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越大，通貨膨脹率越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越小，通貨膨脹率越高。另外一個定量研究表明，不管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大是小，與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直接關系。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和韓國都把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放在改革的首位。

　　客觀地說，銀監會的成立確使中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大大加強。銀監會專司銀行業的監管，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職能越來越受到強化和重視，但同時人們也開始期望它能向美聯儲一樣在貨幣政策方面有更加獨立的決策表現。“不過從目前很多決策的出臺情況來看，央行決策的獨立性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一位專業人士說。

　　美聯儲的職責定位是“提供國家更安全、更靈活、更穩定的貨幣和金融體系”。而面對現實的周小川深知中國央行的職責和自己的使命，在這方面他很冷靜。

　　周小川認為，中國的央行需要完成很多的目標，因為中國面臨很多非同尋常的問題，其中很多問題不是通過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有觀點認為，無法對中國央行的獨立性進行判斷和評估，因為有許多制定利率以外的問題需要央行付出精力來解決。與美國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同，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走向市場化的國家，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要考慮諸多現實因素。對于周小川而言，在利率化和匯率市場化的道路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統籌考慮。從這個角度看，現實要求周小川具備更高的金融調控藝術。

　　系統思維 創新“金融生態”

　　周小川是在深刻認識到中國金融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的前提下提出改善金融生態的思想的。雖然同為央行行長，但在這方面，周小川要付出的精力遠非格林斯潘所能想象

　　周小川曾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學習過系統工程應用工業，他還曾對計算機，特別是對計算機軟件工程產生過濃厚興趣。應該說，這種工科背景造就了他的系統思維。這種系統思維方法也直接作用到了他對中國金融業的改革之中。

　　在2004年12月初召開的“中國經濟學50人論壇”上，周小川首次提出“改進金融生態”的說法。隨后，他在多種場合闡述這個概念。金融生態逐漸形成統一認識。

　　周小川認為，“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機構的內部運作，而是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也就是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首先，法律制度環境是金融生態的主要構成要素，比如法規能否很好地保護投資者、存款者的權益，《破產法》是否完善，是否有利于建立和維護良好的金融秩序等。其次，還包括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其中涉及中介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另外，由于銀行不良貸款的產生程度跟貸款客戶的資信密切相關，因此，企業改革也是改善金融生態的重要方面。

　　周小川說，改善金融生態好比是“化學變化”，不過不是金融機構內部的“化學變化”，而是內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學變化”。這一“化學變化”發生得不會非常快，是要通過較長時間的努力來實現的。

　　可以看出，周小川是在深刻認識到中國金融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的前提下提出改善金融生態的思想的。雖然同為央行行長，但在這方面，周小川要付出的精力遠非格林斯潘所能想象。

　　如果大膽猜想一下，周的痛苦之處或許在于，盡管他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領域里擁有廣泛而重要的發言權，但畢竟央行的業務范圍以及央行行長的職責，并沒有賦予周小川負責全面金融改革的最終決策權；盡管周小川是以法治化的方式推動金融生態的改良，但改革將不可避免觸及到各方的既得利益，“金融生態”的建設任重道遠。

　　盡管如此，人們在公眾場合看到的仍然是周的平易近人的微笑和娓娓道來的學者風范，周的自信和從容蘊涵其中。

　　周小川簡歷

　　周小川，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1948年1月29日出生，江蘇宜興市人 ，畢業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