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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連續幾年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美對華貿易逆差有可能存在相當長時期。美方動輒以逆差為由，或采取對華反傾銷措施，或要求人民幣升值。但事實上——全球化時代的產業轉移是美對華逆差主因
楊正位
國際產業轉移成為美對華逆差的決定性因素。現有的以原產地規則為主的統計方法，無法反映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現實。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更加緊密。國際產業轉移加快，帶動國際投資大幅度增加，跨國公司海外銷售和向母公司返銷大量增加，像美國這樣的對外投資大國在獲得投資利益的同時，卻出現了大量逆差。如果改變統計方法，將跨國公司的海外凈銷售和出口予以扣除，美國的逆差就可能大大縮小或出現貿易順差：如果扣除美國跨國公司在華銷售，美對華逆差降到只有60億美元左右。中方統計，如果扣除跨國公司關聯貿易，美國的貿易逆差將下降2/3，對華逆差將下降30%；如果扣除中國的加工貿易或外資企業的順差，中對美順差將分別減少91%、73%。美對東亞其他國家的逆差轉為對華逆差、對華高技術產品逆差，都是國際產業轉移的結果。
美國在擁有巨額逆差的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經濟活動的本身是為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逆差只是經濟活動的表象，它并沒有給美國帶來根本危害，無論是美國的進口、出口還是對外投資，美國都獲得了巨大利益，否則，美國早就斷然采取措施減少其6000多億美元的逆差了。美國在中國投資也獲得了巨大利益，據中美商會調查，75%的企業認為在華盈利極佳或有盈利，71%的企業認為其在華利潤率高于或與全球平均利潤率持平。
逆差對美國不重要。逆差的重要性與本國貨幣地位和經濟實力密切相關。眾多發展中國家因經濟實力不足、抗風險能力弱，如果連續幾年逆差，就會出現本幣急劇貶值，導致貨幣危機與金融危機。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后的巴西與阿根廷金融危機時，這些國家都出現了較大的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逆差，成為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但是發達國家卻不一樣，無論是其經濟實力還是因市場機制健全、抵御風險能力強等因素，都能承受匯率波動。特別是美國因為擁有作為儲備貨幣的美元，可以直接發行貨幣支付，彌補貿易赤字。顯然，如果不是擁有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支撐連續30多年的逆差。正如保羅·克魯格曼所言：實際上中國的中央銀行大量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是美國支持其貿易赤字的主要方式之一，很難想象一旦把美元換成歐元，結果將會怎樣。換個角度想，只要美國不能消除其近7000億美元的逆差，就不可能解決對華1000多億美元的逆差。
美國逆差的大小不是其經濟是否健康的標志。不少學者根據國際對比分析得出結論，逆差與順差并不是衡量經濟健康的標志。上世紀90年代，美國累計大量逆差，卻維持了10年繁榮；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年均順差上千億美元，但其經濟長期不振，年均增長速度不到1%，其中有幾年經濟還是下滑的。盡管美國對華逆差，但質優價廉的中國產品降低了美國物價，使其較長時期保持較低通脹率，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美元是儲備貨幣，可以說不存在外匯儲備問題。一些發展中國家飽受國際收支不平衡和外匯儲備不足之苦，如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與外匯儲備不足相關。但美國可以直接發行貨幣作國際支付，彌補貿易赤字。顯然，如果不是擁有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支撐連續30多年的逆差。
中美經濟互補性決定了美對華逆差將是一個長期問題。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中美經貿互補、互惠的特點更加明顯。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已成現實。在考慮中美經貿關系時，任何時候也不可能離開這樣一個基本視角：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互補性是兩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石，中美很可能在新世紀里互為最大經貿伙伴之一。而且美對華逆差不會因匯率等因素而發生根本改變，因為匯率基本上不能改變貿易走向，如《廣場協議》以來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985年的238升到1988年的128，但同期美對日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從461億美元增加到517億美元，到2004年美對日逆差仍達752億美元，對日逆差已持續了40年；又如2002—2004年歐元升值幅度達40%左右，但美對德逆差卻從2001年的29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458億美元，增長了近60%。可見，逆差問題主要是經濟發展自身的問題，受匯率等外部條件變化的影響較小。今后，中美兩國參與全球化和產品內分工的程度會繼續加深，只要不改變現行統計方法，美對華逆差有可能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作者系對外經貿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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