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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平
“寧可餓死，也不要醫療廣告”。秦朔接手《南風窗》依然不改知識分子心中的那股抗爭精神,“如果不幸福，寧可不要。”他說。
他要的是一份體現知識分子良心的“有責任感的政經雜志”。
2005年5月，《南風窗》版權頁上總編輯的名字換成了陳菊紅。《南風窗》的秦朔時代宣告結束。
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
從1985年《南風窗》創刊到秦朔接手時，《南風窗》的主線是新聞時事性雜志。但其定位與思想甚至從版面設計上都出現著較大的波動。
1998年，對于《南風窗》而言是標志性的一年。經過論證，秦朔將《南風窗》定位成政經雜志。
從新聞雜志變為政經雜志，《南風窗》當時算得上是“新銳”，但這種方式并不是一個理性知識分子的理想，秦朔主要是需要向社會奉現一份責任。
而不同時期的社會責任是有區別的，《南風窗》也因此而變。1998年前后，《南風窗》是“有責任感的政經雜志”，責任感更多地體現在政經和社會領域。當時，改革進行到了深水區，一些階層收益是以犧牲另一些階層的利益為代價的。《南風窗》就更多地代表了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群的利益，這種社會責任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種合理、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場秩序。
秦朔此時的“窗下人語”欄目的發言代表是——《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渴望》等，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的關注溢于言表。
秦朔曾無數次說：“讀者之所以喜歡《南風窗》，是因為《南風窗》有一種打動人的力量”。
對傳統知識分子的批判與繼承
秦朔曾深層次地揭示了一個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對人性的壓抑。而他需要的是自己獨立的思想。
《南風窗》最早提出的口號叫“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秦朔的解釋是“誰有新的想法都要尊重”。所以《南風窗》一直都在保護和維護這種創新的精神。
這種精神其實是秦朔對于知識和思想個性的一種保護。“到30歲的時候，如果還不能獨立思考問題，不能按真心向往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能按理性和自由的思考方式去敘述，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講，將是件很可悲的事情。”
正因此，這種思想氛圍下成長的編輯記者們時時擁有自己獨特的眼光，理性地對待社會的任何一個變化。也因此，《南風窗》表現出了自己獨特的思維眼光。
秦朔給員工的也是更多的自由。比如，在《南風窗》有近一半的采編人員，他們都有寫書的機會、出版的機會、成名的機會。同樣，知識分子的包容和勇于承擔責任也體現在《南風窗》和他身上。
作為知識分子的典型特點：勇氣來自良知的驅使，來自知識分子的道德，來自對社會的深層思考，來自內心深處對公平、公正的呼喚。這一切都在秦朔和他的《南風窗》身上表露無疑。
曾經有不少人說秦朔28歲就當上了正處級，又有副高職稱，今后的仕途一片光明。而他卻要獨立表達。這也面臨著風險。“當不成總編輯，我去當個編輯，當不成編輯，我去當一個自由撰稿人。萬一自由撰稿人都不能做的時候，就到企業去打一份工，自食其力。”這種思想決定了他要擁有表達的個性和深度，這也決定了《南風窗》充滿理性與責任感的性格。
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秦朔的成功來之不易，他把自己的“差異性思維”視為安身立命之本，這也是他的核心競爭能力。他追求的不是故作姿態的標新立異，而是合理的差異性思維。
而《南風窗》的成功也在于此。
先知三日，富貴十年。秦朔認為，現在這個社會的競爭，比的不是誰比誰聰明，而 “比的是眼光”。他的感觸也融合在《南風窗》的每一期。由于是市級單位主辦的雜志，《南風窗》拿不到很多一手資料。這時候，要靠深度加工，靠觀念取勝，“差異性思維”就大派用場。1999年第2期《南風窗》的“窗下人語”，是秦朔寫的《李嘉誠與董建華的"加減法"》，其中很明顯地流露出他那與眾不同的思維亮點。
《南風窗》的內涵更依賴于“生產者”的價值觀和眼界，而且還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每個階段皆如此。說近幾年來的《南風窗》是秦朔成長經歷的縮影，是他思想的外延，也許并不為過。
秦朔在10年中接觸了大量的成功人士，與張瑞敏、李東生、段永平、劉永行等中國企業界的風云人物交往，秦朔發現影響企業運作的深層原因是整個社會的制度環境，政治經濟很難截然分開，于是把《南風窗》的風向標拓展為“聚焦政經，相約成功”。
同時，秦朔還擁有知識分子的不屈不饒的精神。當時，為了改版后刊物的整體質量，“我們決定：餓死也不登一條醫療廣告”。《南風窗》全面改版，由于要全面提高辦刊質量，吸引更多的品牌廣告。“當時創業的時候很艱苦，我自己去拉廣告，在1997、1998年，步步高的段永平、TCL的李東升，創維的黃宏生我自己都去找他們拉廣告”。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南風窗》也許不會是大家看到的“從頭至尾”的高品格。
知識分子市場的缺失
抑商思想造成中國知識分子商業頭腦的某種缺失，而秦朔正是如此。
在發行上，《南風窗》曾經付出了很慘重的代價。秦朔說：“我們的網絡做得比較早，曾經交過的學費和慘痛代價讓我們認識到，雜志的營銷是一個系統問題，和產品本身息息相關。”
秦朔也坦率地承認，《南風窗》在營銷上存在不足，體現在自身的廣告價值和運營上，遠遠不如“四大周刊”。當《南風窗》處在“經營發行量”的階段時，“四大周刊”則是在“經營品牌”。“我們的缺陷在于：對主流人群最具有價值的北京、上海方面偏弱。廣告運營能力和方法差。”秦朔說。
同時，秦朔認為，《南風窗》的設計、版式及整體包裝上不夠精致。
據說，《南風窗》發行量是“四大周刊”的總和。但從經營的角度講，《南風窗》確實沒有“四大周刊”做得好。
《南風窗》在秦朔眼里考慮得更多的是成為主流媒體，在秦朔對主流媒體的解釋是：面向中國絕大部分的都會城市，面對公務員、經理為主體的人群，同時能提供在政經、國際、財經、產經各個領域方面比較好的評論、分析，而且有比較大的發行量。而經營不在此列。
《南風窗》沒有了秦朔
是什么樣子
一個是《南風窗》雜志本身，一個是《南風窗》的事業。一個是秦朔的品牌。
這三者都緊緊圍繞著秦朔的個性與風格往前發展。
2004年11月15日，以總編輯為秦朔的《第一財經日報》創刊，在此之后的半年多時間里，《南風窗》的總編依然是秦朔，這被業界理解為一種自然過渡。現在，秦朔對于《南風窗》來說已經成為過去，而《南風窗》還要繼續，秦朔也還要譜寫他作為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熱情與理想。
人們對《南風窗》的熱愛，源自于《南風窗》所散發出來的獨特氣質，即建立在對我們這個社會的使命感之上。
失去秦朔的《南風窗》，失不去他所營造出的這種氣質。《南風窗》沿著"生態文化"的主線表現得依然充分。但這種氣質無疑會因為秦朔的離去而變得不具有徹底性，秦朔的《南風窗》氣質帶有個人的強烈烙印，這種烙印恰恰是我們現在普遍追求的對社會的良知。至少在"窗下人語"中我們看不到這種氣質下的閃光，更多的象是一種"編者的話"。而沒有徹底性的氣質也將失去讀者對《南風窗》的追求。同時，我們不得不注意的是，只有氣質的《南風窗》顯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南風窗》，秦朔留下的經營缺陷也需要后來人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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