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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胡惠林
8月8日，新華社播發《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這個備受矚目的文件從戰略意圖和戰略安排上回答了：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綜合國力、核心競爭力，怎么提高？誰來做？
公有和非公有存在一種復雜、互動的關系。我在2000年作關于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家文化安全研究時曾提出一個觀點：用公共的力量構筑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體系，要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的綜合國力，必須建構國民文化經濟共同體，即國家的和民營的文化經濟共同體，就是以國有資本為主體，充分發揮調動非公有資本發展文化產業的積極性，通過建構國民文化經濟共同體來實現我國文化產業綜合國力整體性提高的目標。此次國務院文件的出臺，目的正是為了調動社會一切積極因素和一切進步力量，通過解放文化生產力，來實現國家文化建設的戰略目標。
中國已經加入世貿。凡是允許外資進入的，也應該允許內資進入，中國政府在放寬國內市場準入的同時，實現普遍的國民待遇，也就是說內資享有和外資進入文化產業同等的機會和權利，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是在糾正和克服前一階段文化產業市場準入方面非公有經濟沒有和外資待遇等同的問題。《決定》的出臺，某種程度上就是要使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時享有和外資同樣的國民待遇。
中國是在各方面并未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加入世貿組織的，文化方面同樣如此，使得中國的文化產業、文化市場，面臨加入世貿組織后的全球化的挑戰。中國政府在文化的問題上當然要充分考慮到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外資進入文化產業領域，是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以及以這個承諾作為法律依據，進行對外開放。這種開放是雙向的。從原來的雙邊變成多邊，從政策性安排變成制度性安排。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在經濟領域擴大開放的同時，在文化領域也需要擴大開放。這個開放并不僅僅是允許境外的文化資本進入中國文化市場，同時也是根據國民待遇的原則，放開國內的文化市場準入，這樣就可以有一個公平、合理、公正的文化市場競爭態勢，使中國不管國有、非公，都有一個公共性的平臺從事國家允許的文化產業經營。
《決定》的出臺實際上也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從原來單一的以國有資本為主的文化建設體制向以國有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參與建設的新文化建設制度的建構，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這和國家前幾年在文化市場和文化體制改革里不斷放寬市場準入，不斷在局部領域里推行漸進的改革相關聯。今天的出臺，不是一個突然的、心血來潮的舉動，已經經過前一階段在地方和行業里開始的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準入制度改革，把取得成功的東西上升到制度形態。不再僅僅是某個區域或者行業個別的特殊安排，而是成為國家具有普惠制度的安排。這包括對意識形態建設的理解，更符合意識形態建設的實際，符合已經發生變化了的意識形態運動的實際。當下，意識形態的生產、傳播、接受都發生了變化，今天的意識形態運動，一個是虛擬空間(互聯網)，還有一個是遠程空間(衛星傳送)，不僅僅是紙質媒體平面。意識形態建設的主體發生了變化，網民甚至可以影響媒體，單個公民、社會個體都可能在網上成為驚世駭俗觀點的傳播者，并且有廣泛受眾接受。意識形態生存發生了變化，而非公資本在這個過程中已經成為巨大的意識形態力量的傳播者。通過制度創新和制度設計把這樣的力量更充分地調動起來，服務于整個國家的戰略目標，不只是為我所用，而是真正調動全民族的利益去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
任何一個制度設計都包含兩個方面，在開放的同時，也從維護國家文化主權和安全的層面上進行設計。這次文件有四個不同表述：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這些政策性的表述，從制度設計層面上對不同領域在整個國家文化安全的意義作了制定。這種制定是任何國家都會采取的，只是情況不同，比如美國電影分級制度，就是從美國的價值觀出發來設計的。中國政府在非公資本進入領域進行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建立起有序的市場準入體系。
《決定》的出臺標志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開放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隨著非公資本根據制度安排進入，整個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將逐步克服發展力量的不平衡，激發出新的創造性的競爭力量，這種新的創造性競爭力量，對于提高國家的文化綜合實力和綜合競爭力，是非常必要的。但國家這樣的戰略安排和構想，能否真正落到實處，我們必須重視。非公資本的進入，必然導致原有的文化利益格局的戰略性變化。出于種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考慮和維護，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態度來對待國家的戰略安排和戰略構想，值得國有文化投資主體的深思。利益往往高于一切。威脅到既得利益，會本能地產生抗力。因此，如何在這樣一個戰略性變局中培育和樹立新的利益觀，對國有資本在新文化產業發展階段具有特別的意義。(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化產業與管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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