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寡頭化妝

　　在未改變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屬性的條件下，中國銀行業所推行的以資本權力取代行政權力的改革，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貽害中國經濟

　　文/陳銳

　　小徐碩士畢業后，在南京的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已有兩年多了，月收入3000元左右。由

于父母在外地，小徐一個人在南京生活。頻繁的搬家經歷令他有些厭倦，于是他有了買房的打算。可是工作時間不長，積蓄不多，家里的資助也非常有限，因此買房的愿望只有依賴于銀行的住房貸款來實現。于是他來到中國建設銀行，可這時他才發現自己與銀行之間所處的地位是如此的不平等。銀行方面提供的格式合同，貸款價格是已經確定好的，沒有任何協商的余地。盡管在中國有很多家銀行，但是各家銀行提供的貸款合同幾乎沒有什么差別。所以，小徐事實上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接受這個合同，要么拒絕從而得不到貸款。這也許是中國的所有住房貸款申請人共有的感受。

　　在中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壟斷了絕大部分的銀行業務，各家銀行除了在吸收儲蓄方面有很激烈的競爭外(這緣于被管制的過低儲蓄利率)，在貸款方面并沒有明顯的競爭，不同的銀行所提供的貸款條件都大同小異。貸款價格并不是借貸雙方自主協商的結果，利率是由國家制定的，銀行方面并沒有多少定價的權利。行政管制下的銀行業寡頭壟斷，使中國的資金借貸市場一直是作為賣方市場而存在的，借款人處于非常不利的市場地位，只能被動地接受在既定價格下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

　　中國銀行業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始終未能改變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屬性，銀行業的良性競爭局面也始終未得以形成。這當然與作為銀行業主要競爭手段的利率至今仍然受到行政管制有關，但隨著全面開放銀行服務的2006年大限的日益臨近，利率的市場化已經成為短期內的一種必然趨勢。可是，中國銀行業的生態并未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向著更具開放性與競爭性的市場邁進。我們依稀看到的卻是在不斷地走向競爭的反面，資本權力取代了行政權力，以資本為鏈條的寡頭壟斷局面似乎正在重演歷史。

　　行政權力下的金融寡頭

　　寡頭銀行的單一國家所有屬性決定了其目標的多元化。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民銀行是中國惟一的銀行。當時，在國有企業融資都是依賴于財政撥款的情況下，人民銀行遍布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主要是負責財政各項資金的劃撥。因此，其實質上扮演的是財政系統出納的角色。盡管“中國銀行”保留了名稱和海外業務，但一直是作為中國人民銀行下屬的“國外局”而存在的。

　　這種單一銀行體制的改變始于1979年。這一年的2月至8月間，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三家專業銀行先后得以恢復重建。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并進一步明確人民銀行與各專業銀行在業務上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立，負責經營從人民銀行分拆出來的城市工商信貸業務。至此，中國人民銀行管轄下的四大專業銀行體系初步形成。

　　四大專業銀行的成立雖然打破了人民銀行“一統天下”的格局，但由于各專業銀行的業務分工被嚴格限定，因此中國的銀行業仍然保持了一種行政權力統轄下的寡頭壟斷格局。1987—1988年的兩年間，一批新興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包括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信實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興業銀行、廣東發展銀行等)作為中國銀行業的新生力量得以創立;并在80年代末期，四大專業銀行也開始通過私人業務進行相互滲透。銀行間的初步競爭局面開始有所顯現。但由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囿于地域限制，規模都很小，與四大專業銀行之間根本談不上競爭;而具有絕對壟斷優勢的四大專業銀行在行政權力的統轄下，彼此之間的默契也遠遠多于競爭。因此直到90年代初，行政權力主導下的寡頭壟斷的中國銀行業生態并未有太多改變。

　　1994年對于中國銀行業來說是具有關鍵意義的一年。彼年的3月至11月間，四大專業銀行的政策性業務被正式剝離，國家為此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從建行分出)、農業發展銀行(從農業銀行分出)和進出口銀行(從中國銀行分出)三大政策性銀行。1995年，《商業銀行法》正式頒布實施。至此，四大專業銀行無論從法理上還是業務上都開始向更具商業性的銀行轉變，從而為更具市場化的銀行業競爭奠定了基礎。

　　同時，為了不斷培植銀行業新的競爭力量，以便從外部環境上營造一種打破壟斷、促進競爭的銀行業經營格局，1992—1996年間，第二批股份制商業銀行(包括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和中國民生銀行等)先后創立。由此，股份制商業銀行得以進一步發展壯大，分支機構基本上覆蓋了全國的主要大中城市，并在某些地區和某些業務上開始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構成壓力。

　　面對日益顯現的銀行業競爭形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盡管也在不斷強化自己的商業目標并進行商業化改制，但是政府獨資的所有權性質，使其仍然保持了準行政機構的屬性。其經營行為尤其是貸款行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牽制下主要傾向于國有企業，以扶持國有企業，穩定地方經濟。而且，在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情況下，利潤最大化的商業目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并未構成對管理層的激勵，官本位的激勵方式使管理層的業務目標往往向行政目標傾斜。

　　在過多行政權力的壓制下，中國銀行業的寡頭壟斷局面直到90年代末都未有明顯改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整個銀行體系中仍然占據著絕對的壟斷地位，其資產總量占了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的75%。據業內人士指出:截至2003年6月底，四大國有銀行的各項貸款余額為8.43萬億元，各項存款余額11.44萬億元，分別占全國金融機構的56.5%和58.9%;另外，四大國有銀行吸收了65%的居民儲蓄，承擔了全社會80%的支付結算服務。然而，盡管擁有這一切壟斷優勢，四大國有銀行創造出的利潤份額卻只占40%左右。

　　游刃于行政權力與市場權力之間

　　行政權力讓位于資本權力，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業改革不便明說的一種趨勢。

　　中國銀行業的尷尬局面曾令很多有識之士擔憂。有學者就此提出，必須打破銀行業的壟斷，通過競爭來提高銀行業的整體績效水平。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李稻葵在2003年就提出:中國銀行業的改革，應該在堅持國有的前提下分拆大銀行以加強它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即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分拆成5—8家或5—10家資產規模相同、地區分布均勻的小規模商業銀行來進行競爭。花旗銀行和所羅門美邦聯合發布的調查報告也認為，中國必須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拆分成幾個較小的單元，這是鼓勵競爭和推動改革的必由之路。

　　也有學者主張通過發展民營銀行和外資銀行，來加強銀行業的競爭。徐滇慶和他領導下的

　　可是，中國政府似乎并未遵循上述思路進行以更具競爭性為導向的銀行業改革。2004年1月7日，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同時對外發布消息，國務院決定動用450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補充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造所需資本金。同時指出，這450億美元不是財政撥款，而是一種資本金的投入，而負責管理這部分資產的是二十天前剛剛注冊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注資完成后，匯金公司成為中國銀行的惟一股東，同時絕對控股了建設銀行和建行的另一大股東建銀投資。2004年6月，匯金公司又悄然負債融資30億元人民幣，向當時正在進行財務重組的交通銀行注資，持有上市后交通銀行6.68%的股份，位列財政部、匯豐銀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之后，成為交行第四大股東;2005年4月，匯金公司又向中國工商銀行注資150億美元，與財政部各占50%的股份。

　　關于匯金公司的定位，據中國人民銀行有關人士透露，它是金融穩定局的“窗口”——有關金融穩定的行政性措施由金融穩定局制定并執行，而市場化的措施則由中央匯金公司來操作。在匯金公司成立之初，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新聞發言人也對匯金公司履行的職責進行了闡述:中央匯金公司作為出資人，將督促銀行落實各項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力爭使股權資產獲得有競爭力的投資回報和分紅收益。

　　不難看出，經過二十幾年的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中國政府已經學會運用更多的市場手段來達到調控經濟的目的，以回應社會各界對政府行政權力對經濟過度干預的責難。因此，行政權力讓位于資本權力也成為中國銀行業改革不便明說的一種趨勢——通過國有獨資金融控股公司控制商業銀行股權進而影響商業銀行經營行為，從而以資本管理鏈條取代原有的行政管理鏈條。匯金公司成立之后的一系列資本運作也正是沿著這一改革思路進行的。

　　目前，除農行之外的三大國有銀行正在積極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以謀求海內外的公開上市，但從可預見的發展情況來看，匯金公司控股這三家銀行的狀況將不會有所改變。對于中國的銀行業來說，匯金公司的出現絕不是在推動競爭而是在限制競爭，從而驅使中國銀行業更趨向于一個高度壟斷的市場，只是這種壟斷已經不是表現為行政管制下的壟斷，而是在市場化幌子下的資本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雙重壟斷。

　　如果說市場化改革是

　　新寡頭將如何作為？

　　過分夸大銀行業競爭的非穩定性，已經成為我們邁向更為健康的銀行業生態的最大障礙。

　　在行政權力的管制下，具有絕對壟斷地位的四大國有銀行，在經營行為上雖然日益具有了市場化特征，但是其單一的國有產權屬性，也決定了其經營目標絕不僅僅是利潤的最大化，而是兼顧更多的社會福利目標，比如支持國有企業改制，承擔國企改制的成本，穩定地方經濟。更為重要的是，四大國有銀行承擔了輔助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職能，尤其是在控制經濟過熱方面，更是表現出了貫徹中央政府調控政策方面的優越性。可是，這樣的一種優越性，將伴隨未觸及壟斷根本的所謂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消失。

　　目前匯金控股下的國有銀行都在積極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以謀求海內外上市，從而成為公眾銀行公司。如果股東利益至上的公眾銀行公司與國家政策的走向發生偏離，寡頭銀行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就會彰顯出來，從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府

　　也許有人認為，匯金公司的董事、監事均來自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因此更具有準政府的性質，甚至有人形容匯金公司就是“金融國資委”。但是，匯金公司畢竟是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公司行為與政府行為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利潤最大化始終是公司追求的最重要目標，而不同于政府的多元化目標追求。在利益動機的驅使下，匯金公司追求壟斷利益的激勵要遠遠強于政府，關于這一點匯金公司從未避諱。

　　不僅如此，匯金公司的出現將會嚴重干擾未來銀行業的競爭。盡管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一再對媒體強調，對于中、建兩家銀行的競爭情況、利益沖突情況，匯金公司不會干涉。但是，這種說辭本身與其追求投資回報的目標之間就存在天然的矛盾。作為兩家銀行的最大控股股東，兩家銀行之間由于競爭產生的利益沖突必將直接關系到匯金公司的收益，它怎么可能坐視不管？其實，限制競爭已經成為其不便明說的一種必然選擇，而這一點匯金公司是非常容易辦到的。在兩家銀行未來的董事會中，代表匯金公司的董事將占據半數以上的席位。

　　更需引起關注的是，匯金公司與海外資本的聯合可能會更加強化其寡頭壟斷的地位。有些人認為，海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將有效改善國有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對于這一點，筆者也非常認同，但是海外金融機構注資中國的銀行絕不是來充當“白求恩大夫”，它們看重的是中國銀行業的高額壟斷收益。資本權力下的銀行寡頭具有無限動力和能力去游說政府來限制銀行業競爭，從而保持其已有的壟斷地位。這也勢必使政府今后試圖打破壟斷的種種努力變得更加艱難，來自利益集團的阻礙將會更大。移行業長期無法形成良性競爭的局面，必將在銀行業重演。

　　銀行業固然有其行業的特殊性，尤其對于中國脆弱的金融系統來說，銀行系統的穩定更是影響中國經濟穩定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是目前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的頭腦已經過分地夸大了銀行業競爭的非穩定性，甚至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從而成為我們邁向更為健康的銀行業生態的最大障礙。在利率市場化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改革一個必然趨勢的情況下，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銀行業缺乏有效競爭的問題，表面上更具市場化的改革措施對中國的銀行業來說沒有任何好處，而且可能會在更大程度上貽害中國的整體經濟生態。

　　我們都很清楚，利率作為資金的市場價格，是由資金市場的供求決定的。而銀行作為社會資金需求的主要供給方，銀行間的競爭程度將對市場的資金價格產生最為直接的影響。當市場呈現出寡頭壟斷的形態時，亦即銀行數量少、銀行間缺乏有效競爭的情況下，存款利率必將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而貸款利率則沖上較高的水平，從而會對其他行業造成負面影響——加重企業的財務負擔，削弱企業的盈利水平，限制企業家的投資積極性。這樣一種狀況勢必造成社會財富向銀行寡頭集中，進一步加大中國已經嚴重失衡的分配格局，使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潛力受到抑制。這也是資本權力下的銀行業寡頭壟斷對中國經濟的最大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