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發展戰略熱應該降溫

　　文/本刊記者 岑科

　　7月26日，《中國企業家》記者接到陳志武教授的電話。他說他剛參加完一個主題為“中部崛起”的研討會，從湖南回到北京，有些話想說。于是，在相隔半個多月后，記者再次與他見面。

　　談話是圍繞他最近參加的這次活動開始的。這次會議上，來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人員濟濟一堂，對“中部崛起”戰略進行交流和探討。

　　“給我印象最深的大家對區域發展戰略非常熱衷，比我想像中的要熱衷得多。”陳志武說，“大家一窩蜂地談政府要干預這個、干預那個，興奮的勁頭讓我很吃驚。”而在陳志武看來，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權利平等和交易自由。

　　當他把自己的疑惑向身邊的一位專家表達時，這位專家說，“你們這些搞經濟的，如果不搞出點戰略規劃，還有什么用？”這時，陳志武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異類”。由于長期在國外工作，陳志武參加類似活動的機會不多。此時，當他看到有這么多的學者和官員對區域發展戰略如此熱衷時，很難再保持沉默。

　　區域發展戰略幫不了中部

　　《中國企業家》：您參加的這次會議的情況怎樣？

　　陳志武：這是關于“中部崛起”系列研討會的一個分會，接下來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開,或者已經開過了。

　　這次到湖南以后，我感到在北京的經濟學和相關的學科圈子里，大家關心的問題和視角跟省會城市里面的學者和決策層關心的問題和視角，差別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過分的政府干預，只能是產生更多的扭曲，導致更多的資源浪費，更不用說導致更多的尋租機會和腐敗等等一些問題。但是到省一級或者地區一級的話，人們的觀念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跟計劃經濟時代差不多。多數的省會城市在思維上面還是相信什么東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湖南的會議上，有一位官員講了這樣一個觀點：“政策是最偉大的”。他舉例說：沒有政策怎么會有深圳？沒有政策怎么會有上海浦東？沒有西部大開發的政策， 西部經濟崛起怎么會有希望？所以他們主張國家要比照“西部辦”、“東北辦”的規格，成立“中部崛起”辦公室，以落實優惠政策，把更多的資源向中部省份傾斜，等等。開完會后我想了很多。與會的人士一窩蜂地希望政府干預這個、干預那個，但是沒有人去好好想一想，過去這么多年，在國家強大的行政干預之下，中部的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么好處？今天各個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說到底，等到中部這些省份都得到特別照顧的時候，全國各個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顧一遍或者同時都被照顧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話，就沒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這樣的。

　　《中國企業家》：為什么會這樣？

　　陳志武：因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來調配資源的話，最后的結局一定是：在全國的省市之間，經濟最好的省市和經濟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處，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么也得不到。

　　道理很簡單：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要考慮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這些具有符號意義的城市，既是高級官員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經常光顧的地方，把它們經營好，很容易讓人感受到經濟發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它們不會被忽略。

　　另一方面，如果把資源投放在偏遠地區的話，即使那里的經濟被改進了很多，也沒有多少人感受到，對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來說沒有好處。只有偏遠地區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實在太低，影響到社會的穩定，才會引起資源分配部門的重視。那些窮省最后會被照顧到。

　　所以最終的結果是：中等發展水平的地區，往往得不到優惠，反而要做出犧牲。

　　《中國企業家》：也就是說，中部省份實際上是區域發展戰略的受害者？

　　陳志武：從權利對等的角度來講，任何政策的優惠都意味著另一部分人的權利受到了歧視。換句話說，當政府采取某一種區域發展戰略的時候——不管是建立深圳特區還是重點發展上海，是西部大開發還是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些大的戰略都意味著全國其它地區居民公平的經濟權利受到了侵害。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可以說是在當時的意識形態環境下唯一可能接受的變通方式。但是到了今天，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20多年，我認為，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為了發展某個地區，或者照顧某個群體，就堂而皇之地去損害其它居民和群體的經濟權利。

　　國有

　　《中國企業家》：您剛才講到行政官員在資源分配上會有傾向于少數幾個大城市或者標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們會問，他們手里掌握的資源是什么？

　　陳志武：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如果沒有目前計劃色彩濃厚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存在，那么行政官員們的這種偏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損害，造成的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狀況扭曲和不平等也不會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們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做一個對比。當時清政府沒有國家銀行體系，到1898年的時候，國家

　　但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現在農村的居民也有相當多的儲蓄，他們的錢通過國有銀行在全國2800個縣里面的分支機構吸收進來，相當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個省會的工行、建行、農行、中行總部和分部，來統一調配這些金融資源到底投入哪些項目、由哪些企業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 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農村存款占所有農村存款的36%(農行特殊一些)，但是從農業貸款的比例來看，工行、中行、建行在農村的放貸占各金融機構農村總的借貸的比例還不到2%。這說明國有銀行到各個鄉、各個縣吸收存款以后，把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國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結果是：不同地區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它省份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國有銀行的壟斷加重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和就業機會的不平等。

　　我做這樣的比較，并不是主張把各地的金融市場分割開來。我想強調的是目前的金融資源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或其它國有金融機構統一匯總以后，在分配機制上，如果不是根據市場導向，市場的價格體系來決定這些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源如何投放到各個地方，而是簡單地由一些行政官員做配置的話，最后很多非市場的人情關系因素，可能會決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了大部分的資源，哪些地方得到很小一部分的資源。

　　搞活民間金融是一條出路

　　《中國企業家》：話說回來，如果沒有政策優惠，那些自然條件不好的貧困地區怎么辦？

　　陳志武：這個問題好多年來一直困惑了很多人。扶貧在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貧。

　　拿西部大開發來說，我沒有查過到底投了多少錢，至少有幾千億吧？把這幾千個億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是什么呢？據我的了解和觀察，最后主要是在西部做了幾個大的標志性工程。但這幾個標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影響到西部這些省區的真正窮人呢？對他們可能有一點點輻射效應，但多數人感受不到。

　　首先，從經濟的角度來講，本來就不應該在西部建這么多工廠和工程。因為它的運輸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運過去，還要把產品運出來，陸路運輸費用很高。此外，在投資環境等其它因素上，西部的生產成本也要高于沿海。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資，效益很難保證。企業不愿到西部地區投資，一定有經濟上的道理。政府與其違背市場規律硬要往那邊投資，不如把這些的錢重點放在交通運輸條件很方便、投資環境很成熟的地區。

　　其次，在當地建幾個大工廠、大公司，修幾條公路，也許可以提供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為當地的

　　所以，與其把幾百億、幾千億的錢砸在幾個大的標志性的工程上，不如提供一些扶貧救濟的方式。一種方式是對很貧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讓他們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應該向貧困家庭提供免費教育，向他們提供遷居到其它經濟發達的地方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機會，從根本上解決西部地區的貧困問題。

　　《中國企業家》：如果放棄區域發展戰略，您認為應該用什么樣的方式來代替？

　　陳志武：我認為關鍵是要改變社會中進行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成本。只有當政府和相關的制度架構使得市場交易成本大大減少時，才能使每個人有能力、有機會更好地調動本地的資源，通過更多更活躍的交易讓經濟滾動發展起來。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才是真正意義上高效率的增長。簡單地靠中央給它們分過來幾千億、幾百億，蓋幾座樓，幾個新的工廠，建一些公共設施，這種強制性的戰略扶貧或者發展經濟的方式，不能夠從根本上啟動本地經濟的引擎，有一點像打強心劑，難以持久。

　　《中國企業家》：您有什么具體建議？

　　陳志武：與搞“大工程”對應的一個辦法就是促進民間金融的發展。我說的民間金融更多的是強調民間的銀行、錢莊、當鋪，還有小范圍內的個人消費借貸或者投資借貸安排。這樣的民間金融的發展，實際上對于絕大多數、成千上萬的家庭更實在，可以讓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去進行自己認為能夠最賺錢的經濟活動。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

　　所以，我覺得真正可以改變一個地區收入增長水平的是浙江民間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開發模式——幾千億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輻射效應也是有限的。

　　退一步講，要讓每一個省都得到幾千億的貸款，也是不現實的。目前，因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國的金融資源，也許少數幾個省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幾百億、上千億的貸款，但是絕大多數的省不可能在同一年里面得到這么多資源。所以對于大多數的省份來說，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這些地方，還想靠中央政府的傾斜來發展經濟，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它們更應該學習浙江，把民間金融搞活起來，使本省內部可以產生更多的經濟需求和消費需求。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長機會，最終提升經濟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