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改：向左轉向右轉

　　等了很久，終于有來自高層的聲音吐出一句實話：目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出現的商業化、市場化傾向，是完全錯誤的。

　　今天，我們評價任何一項改革的成功與否，都不能脫離導致這一改革發生的社會背景。那么此前，中國醫改的“狂飆突進”是建立在什么背景之下的呢？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最早的一批不安定分子開始辭職、下海、“拒絕組織安排”，成為沒有單位的“寡人”。這批人中的大多數，其實是被當時的體制擠壓出來的。所以，當這些人揮一揮手，作別辦公桌上的那一杯清茶時，除了決絕與豪情，還有蕭瑟與后怕。怕什么？怕生病，怕二三十年后自己年老體衰無錢進醫院。

　　青春作賭，這一天，來得比想象的快。

　　二十年后，那一批人中的一部分成了老板、富豪、金邊白領——從此被媒體稱為意見領袖、社會精英。但更多的人沒有這么幸運，在經歷了人生的幾次“滑鐵盧”之后，他們的奮斗領域逐漸轉入地下通道，在酷熱盛夏的城市陰影中，他們開始與那些把小雞小兔的絨毛染成搞怪顏色的鄉下幺妹為伍，灰頭土臉，印堂發暗，時刻準備著——只要一見穿工商制服的人出現，就像踩到彈簧一樣跳起來，拔腿開跑。

　　隨著這幫“奔四”、“奔五”的兄弟姐妹們的社會身份被逐漸“邊緣化”，他們身上那些曾經負載了他們全部人生勇氣的“七零八碎”也開始了崩解衰老的過程。如今，他們看醫生的眼神兒就像他們從前聽江湖騙子說起某人手頭存有20萬錠棉紗或者100噸盤元鋼時的眼神——偏偏在這時候，他們發現，進醫院對他們已經變成了一種不合時宜的奢侈。

　　還有更多的人在涌入這支大軍。他們是尚未成為社會精英的個體創業者，是野心勃勃的助理律師和老大不小的流浪記者，是破產國企的下崗廠長和工人……總而言之，是我們這個漸漸呈現金字塔結構的社會中，支撐著塔尖上站立的那一小群“意見領袖”的塔身和塔基。

　　短短二十來年，中國有數千萬之巨的城市人口從原先“生死相依”的單位中“分流”，成為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邊緣人”。我們應如何對待如此龐大的一個社會群體？中國醫改的方向，不但體現著國家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態度，而且在從某種角度上，提出了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列車，是否應該從那些被它的高速所拋下的人們身上碾過？

　　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國醫療體制改革便陷入了一場“模式之爭”——其一為“美國模式”，即市場主導型：公立和私立醫院在市場上平等競逐，政府只為窮人與老人的醫療埋單；其二為“非美國模式”，即政府主導型——公立醫院由政府投入，平民看病免費；富人需要高品質的服務，請到私立醫院去。

　　兩種模式的“底線”其實是一致的：由政府為弱者的看病買單。

　　守住這一道“底線”，為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貧富鴻溝“舒壓”、“減震”，由政府來承擔為避免社會沖突加劇所必須支付的經濟成本，早已成為現代社會執政者的共識。

　　在這一共識中，還體現著一個政治常識：政府是社會的組織者，而非經濟的操盤手；是社會權益的守護者、協調者，而非經濟列車的發動機。在一個轉型期的社會中，政府最不能撒手的頭等大事就是——保證社會有機體不致因財富分配差距的拉開而裂變。

　　我們說市場是公平的，指的是在同一游戲規則下市場風險與機會的公平。市場經濟的規律是“贏家通吃”，但政府必須保障這個社會其他公民的權益——生存權、話語權、受教育權……以及在困頓中要求獲得社會救濟的權利等等不會被贏家所“通吃”，使他們不致成為“被國家拋棄的輸家”。

　　然而最讓人難以理解的就在這里——正當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逐漸拉開、社會矛盾益顯的時候，有關決策者卻草率地加快了醫改市場化的步伐。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動下，一些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衛生資源，被我們以“反市場”手段“改革”成了主要替中高收入人群提供服務的“市場主體”；為了減少財政負擔，國家全額投資的公立醫院轉眼就變成了自謀利益的企業——連產權移交的程序都免了！

　　在計劃經濟時代，公立醫院是提供醫療服務的甲方，而企事業單位職工醫療保障體系是買單的乙方。但在醫改推進的實踐中，那些為了中國經濟的轉型、為了中國財富階層的崛起而作出了第一次犧牲的人們，卻被理所當然地要求作出第二次犧牲——為自己失去保障的健康買單！

　　這便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所陷入的學術誤區：在公立醫院確定其產權歸屬或者贖買程序之前，在國家認定誰該為那些已為中國經濟轉型作出了最大犧牲的人群的醫療保障買單之前，任何急功近利的市場化改革，都是對市場經濟公平交易原則的辛辣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