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浦東在哪里 濱海新區環渤海經濟龍頭的崛起

　　記者 朱國棟 天津報道

　　天津濱海新區欲取得浦東那樣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性很大？可能不大？

　　2005年6月初，天津市主要媒體都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濱海新區工業總產值、增加值首次超過浦東新區》。熟悉天津的專家與學者普遍認為，選擇在6月初刊發與浦東比較

的文章，意味深長。

　　事實上，自天津濱海新區誕生起，便與浦東新區結下不解之緣。浦東新區的政策，一向是天津濱海新區所爭取的;浦東新區的地位，一向是濱海新區所渴望的。就連濱海新區管委會每年的發展統計，都會處處與浦東新區作比較。

　　天津人夢想濱海新區能像上海浦東引領長三角一樣，成為引領京津冀乃至環渤海崛起的龍頭。這個夢一做就是十幾年。

　　濱海新區面臨的發展環境，以及自身具備的條件，畢竟與浦東新區有差異。一個疑問始終盤旋在觀察者的腦海里,天津濱海，到底距離浦東有多遠？

　　京津競爭

　　天津濱海新區要成為北方浦東，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濱海能否成為京津冀乃至環渤海開發的龍頭，周邊城市會認同它嗎？

　　在環渤海經濟圈內，誰是經濟中心，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環渤海概念提出開始，就一直爭議不斷，主要圍繞京津兩地展開。

　　京津兩城市的角色定位，在計劃經濟年代，并未成為難題。天津開埠以后，從城市功能來說，天津和北京的關系可以說是互補互惠，相得益彰。北京是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而天津作為中國北方最接近北京的沿海開放城市，是中國汲取世界近代文明最理想的窗口，也是世界近代文明進入中國最便捷的跳板，所以很快便造就了天津引領中國近代文明的特殊地位。自19世紀六七十年代到20世紀初，天津出現了一大批中國之最:第一份電報、第一個郵政局、第一個海關……在那個年代，天津需要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北京需要天津的屏障功能和經濟、對外交往的功能，各取所需。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國家首都，上了一批后來發展為首鋼、燕山石化等特大型國有企業的項目，成了實際上的北方經濟中心之一。北京成為中國重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關于20世紀90年代之前，北京與天津爭項目、奪資金的“競爭”，京津兩地的區域經濟學家都能說上幾段“軼事”。其中以“30萬噸乙烯工程”和“京唐港”最為有名。

　　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閻金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世紀90年代前期，當時的國家計委擬在京津地區興建一個30萬噸的乙烯生產基礎。面對這個“大項目”，京津兩市展開爭奪，各不相讓。最終國家計委來了個兩不得罪，批準兩市各建一個15萬噸的項目，結果誰也沒有效益。”

　　另外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京唐港。天津港明清以來，一直是北京對外貿易與交往最便利、最近、成本最低的港口，也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港口。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試圖改變這種局面。

　　從1989年起，北京市就想在河北唐山建立自己的港口。1993 年7月，北京市政府與唐山市政府簽訂合同，投資數十億元，共同建設唐山港，港口更名為“京唐港”。 這個港口需要人工開挖，和北京市的距離是260多公里，超出京津之間距離的一倍。而當時的天津港，貨物吞吐量還遠遠未達設計容量。一邊是吃不飽，一邊是投巨資建新港。結果，這個耗費巨資建成的京唐港，到了2002年的貨物吞吐量還只有1000多萬噸，不但北京的多數企業還是選擇走天津港，甚至唐山的鋼鐵企業也走天津港。

　　20世紀80年代，天津倡議成立的環渤海地區經濟市長聯席會，參會的城市已達二三十個，舉行了十多次聯席會議。在這個聯席會議中，有距離幾百公里之遙的內蒙古滿洲里、呼倫貝爾和山西的太原等城市，卻沒有距渤海僅100多公里的北京市。

　　在北京，與環渤海經濟圈相對應的概念，則一律被稱之為“大首都經濟圈”。

　　在區域協調中，天津也有被詬病的地方。2005年6月29日開始，新華社名牌欄目“新華視點”，就對天津的“進津費”、“護送費”等問題連續滾動報道。所謂的“進津費”，就是從高速公路進入天津，除了正常費用之外，還要交納進入天津的買路錢;另外，天津市交通局和交警部門，甚至對過道天津進入北京的緊急防汛物資，都有強行收取9000元“護送費”的事例。

　　誰能成為龍頭要看市場的力量

　　南開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季任鈞教授認為，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互補性差，不但沒有互補，反而造成內耗。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環渤海區域內，行政干預力量還比較強大，每個省市都有一套相對齊全的工業配套體系，與其說是區域經濟，還不如說更像是行政經濟、諸侯經濟，不像長三角、珠三角那樣，都有很明顯的經濟龍頭來帶動。”

　　但季任鈞同時也認為，“各自為政的局面正在逐漸改變，現在的環渤海，正在越來越強調合作。”

　　閻金明也持這種觀點，理由很簡單，北京的城市定位正在發生變化。

　　其中兩個重要證據是首鋼搬遷和2005年1月制訂的北京新規劃。閻金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首鋼的搬遷，說明北京對其自身的定位已逐漸明確。”

　　2005年1月由國務院原則通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中，北京的城市性質定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經濟中心的功能不再被強調。

　　那么，北京城市規劃中不提“經濟中心”，是否意味著天津濱海新區，就自動成為環渤海區域的龍頭呢？許多專家持不同意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侯永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北京不提及經濟中心，是對城市功能的歸位，但并不代表北京不重視經濟發展，北京這樣一個擁有1000多萬城市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可能人人成為政治家、文學家，經濟發展仍然十分重要。它的經濟地位，不能低估。另外，環渤海區域擁有港口、經濟腹地優勢的地方，也不止天津濱海新區一個，大連、青島同樣擁有這些優勢，所以最后誰成為環渤海區域真正的龍頭，最終還要看市場的力量。”

　　侯永志認為，京津兩大城市之間應該互補，在經濟結構上互補，尋找不同的發展方向。

　　盡管學者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以確認，與上海浦東無可爭議地成為長三角的龍頭相比，濱海新區要想成為環渤海區域發展真正的啟動點和龍頭，國家的定位還不是全部，在市場競爭中，濱海新區還需要展示更多的魅力。

　　誰來啟動濱海新區

　　國家希望通過濱海新區的開發，來啟動渤海經濟圈的發展，但在濱海新區還沒成為無可爭議的經濟發動機之前，誰來啟動濱海新區呢？

　　國家政策支持無疑是選擇項之一。

　　無論是天津市政府還是學界，都希望國家能像開發浦東那樣給予濱海新區以支持。

　　然而，在市場對資源配置中正起主導作用的今天，單純依靠政策來謀求發展，已受到相當一部分學者的懷疑。有人就提出哪怕天津濱海新區獲得了浦東新區的政策，是否就能像浦東新區一樣獲得高速發展呢？

　　季任鈞認為，政策的效用，已遠不及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90年代初浦東那樣大。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深圳特區的發展，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只要給一點最基本的政策，圈一塊地，就能吸引人才和資金。浦東新區大開發，發生在對改革開放多少有些迷茫的90年代初，政策的效用還是很大。但是，到了21世紀初，隨著加入WTO，浦東也好，深圳也好，它享受的政策在中國許多地方都有了。現在天津濱海新區的大開發，國家政策的效力，要起到深圳、浦東那樣的效果，估計比較難。”

　　濱海新區管委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邢春生則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國家將濱海新區納入國家發展戰略，配套政策肯定會有一些。但我個人認為，對天津濱海新區幫助最大的政策，莫過于國家對濱海新區的承認。有了納入國家戰略這樣的地位，對于濱海新區的自我宣傳、招商引資等各個方面，無疑有莫大幫助。”

　　但無論如何，政策不可能成為濱海新區開發最根本的動力，幾乎已成了眾多區域經濟學者的共識，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市場和民間力量。

　　民間資本會扮演重要角色

　　季任鈞認為，濱海新區開發，把希望只寄托在政策上無疑是不行的，關鍵還是要靠市場。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環渤海地區相對來說觀念要落后一些，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涉過多。有些國有企業也有政府依賴癥。市場化就顯得更為重要。發展民營經濟就是一項很好的選擇。”

　　環渤海區域的民營經濟發展的空間很大。在長三角、珠三角，民營經濟已占很大比重。而在環渤海經濟圈，民營經濟仍處于劣勢。天津市的民營經濟在環渤海區域算是中上水平，但其占生產總值的比重仍低于25%，濱海新區的民營經濟成分更是不到10%，相比之下，在經濟十分活躍的浙江，民營經濟的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二。

　　環渤海區域之所以民營經濟發展不快，學者們普遍歸結于“環渤海地區觀念落后，在資源配置方面，政府行政干預力量過強，市場化程度不夠，條塊分割，不利于天生依賴市場經濟的民營企業發展。”

　　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2003年9月，全國工商聯和天津市政府共同主辦了第一屆民營經濟發展·天津論壇，中共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和天津市長戴相龍都作了發言。數百名工商界人士和學者達成的普遍共識是:民營經濟在環渤海區域崛起中，將起到重要作用。

　　天津充分認識到了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已將民營經濟的發展，作為天津的五大戰略之一。天津市的目標是，在5年的時間里，將個私經濟占天津GDP的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區縣達到一半。

　　按照規劃，濱海新區希望在2020年達到1萬億元的GDP，天津口岸進出口總值達到5000億美元，要達到這些目標，無疑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而對于濱海新區和天津市政府，一年數百億的財政收入，不可能成為投資主力。靠中央財政直接投入資金，可能性也不大。濱海新區建設資金的籌募，迫切需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除了金融力量之外，民間資本被寄予厚望。

　　季任鈞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目前天津對發展民營經濟的思路，和過去比確實有不少改變。江浙一帶的民間財團，比如溫州財團、寧波財團等，都開始大批進入天津，應該說，濱海新區乃至整個環渤海區域的崛起，民間資本會扮演重要角色。”

　　輻射力之爭

　　對于濱海新區能否擔起渤海經濟圈發展的龍頭重任，最大的爭論莫過于濱海新區能否具備上海浦東那樣的經濟輻射力。

　　與上海浦東緊鄰上海老市區，以高端服務業為主要經濟構成不同的是，天津濱海新區距離天津市有40多公里，是一個從鹽堿灘涂上建立起來的新區，盡管GDP總量已達到浦東新區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是，天津濱海新區增加值的主要構成是制造業。

　　浦東新區的金融業是其經濟支柱，浦東新區擁有中國三分之二的境外銀行總部，每年的金融業增加值超過生產總值的六分之一以上，浦東新區的金融業輻射范圍，是整個長三角甚至是全中國。這些是濱海新區遙不可及的。

　　它們的母城，天津和上海的經濟地位也有很大差距。天津在京津冀地區的經濟實力已為北京所超越，人才和文化等各種資源，也是天津所無法比擬。而上海歷史上就是吸引江浙精英聚集的十里洋場，周邊城市對上海的龍頭地位也從未質疑，誰是上海后花園，連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也會去爭，江浙乃至安徽都爭相打出接軌大上海的口號。

　　作為濱海新區十一五規劃課題組成員的季任鈞認為，濱海新區要想具備浦東那樣的輻射力，可能更加困難一些。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濱海新區真正要引領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具備輻射力、集聚力，可能還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一個地方要具備輻射區域的能力，往往需要交通、基礎設施、服務業、歷史文化傳統等許多因素，濱海新區在這些方面都還有差距。”

　　季任鈞還認為，“目前中國真正具備成為金融中心潛力的城市，應該是上海和北京。天津即使在輝煌時期，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次于上海，濱海新區要想取得浦東那樣的金融中心地位，現在的可能性還不大。”

　　侯永志也認為，就目前而言，北京和上海是事實上的中國金融中心，具有先發優勢，濱海新區要想吸引已在上海或北京落戶的金融企業總部，可能性不太大。

　　天津也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差異化生存成了學術界逐漸形成的共識。具體到濱海新區就是：可以把浦東作為趕超目標，但走的發展道路未必相同，浦東的優勢在高端服務業，濱海新區則可以形成先進制造業和物流業的優勢，再輔以必要的服務業，最后達到殊途同歸的目的。

　　在天津市政府原則通過的《綱要》中，天津濱海新區要加快建設和形成七個產業功能區，即高新技術產業區、現代冶金產業區、空港物流加工區、海洋產業及循環經濟示范區、海港物流區、化學工業區和休閑旅游區。無疑，按照這個規劃，天津濱海新區突出發展的正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物流業。

　　邢春生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天津濱海新區的輻射力，其實很大程度會體現在物流業上。目前為止，環渤海區域的內蒙古、山西、北京、河北和天津的出口貨物，主要就是走天津港這條線，世界上百強物流企業中，多數已在濱海新區設立分公司或代表處，天津港還可以通過歐亞大陸線，將經濟腹地延伸到大西北甚至是中亞。已有中亞國家和天津港達成協議。”

　　在許多學者和天津人看來，浦東新區可以依靠金融等高端服務業來形成輻射力，那天津濱海也可以通過先進制造業和現代物流業，達到產業聚集，形成輻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