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師雜志：畢馬威事件警示稅務咨詢業

　　日前，全球“四大”之一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惹上官司，罪名是濫用避稅產品，這引起了多方關注。業內人士擔心，畢馬威可能因此步安達信解體的后塵。同時，這一事件又讓人不得不關注企業的避稅問題。像畢馬威這樣成長了近百年的企業，開發一個避稅產品不可能不考慮法律問題，可最終被判定為“濫用避稅產品”，這多少令人驚異—畢馬威的“濫用”體現在何處？合理避稅的風險何在？

　　畢馬威，你能避免

　　重蹈安達信的覆轍嗎？

　　文/特約記者 慕容天

　　美國當地時間6月23日，畢馬威和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下稱IRS)就避稅事件達成免除刑事指控的協議。但這并不表明畢馬威從長達三年的避稅事件中徹底走了出來，尚未商定的高額罰金和巨額的民事訴訟還在等著他。

　　值得一提的是，大約在兩個月前，畢馬威剛剛就施樂公司事件和美國證監會達成和解，同意支付2250萬美元以逃脫美國證監會對其允許施樂公司自行操縱其會計賬目的指控。

　　這家美國四大會計公司之一的巨無霸如何應對此輪危機，將決定著他是否會重蹈幾年前安達信的覆轍。

　　畢馬威避稅事件回放

　　從2002年開始，畢馬威就開始陷入避稅調查的漩渦，一拖就是三年。其間，他選擇了不斷為自己辯解，希冀能夠得到一個有利于自己的裁決。

　　直到今年6月16日，他才低下了他那高昂的頭:公司通過官方網站向媒體表示公司將對從1996年到2002年期間提供的非法避稅服務負責，同時還對該不法行為給美國國庫造成14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表示歉意。

　　據介紹，大約從1996年開始，畢馬威開始集中了不少人力和財力大力推進避稅產品。據了解，這些產品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最為常用的債券相關發行溢價結構解決方案、外國杠桿投資項目、離岸投資組合策略和公司貢獻戰略組合策略。

　　按照IRS的認定，其中前三類產品涉及的許多規則屬濫用或非法避稅手段。最后一類仍在審議之中，尚未定性。

　　畢馬威聲稱，在2002年前已經全部停止此四類產品的推銷。

　　畢馬威最早是在2002年7月和美國第六大會計師事務所博德豪(BDOSeidman)一起被起訴的。當時IRS剛剛解決普華永道的避稅爭端，又起訴這兩家會計公司銷售給客戶的避稅方案違法。

　　據行業內部人士透露，一般開發一種新的避稅規劃需要2～5個月的時間，此后會計公司可以從避稅額中獲得10%～40%的金額作為報酬。

　　2003年6月，IRS又公布了一些郵件表明畢馬威違規向客戶銷售一種稅務屏蔽工具超過一年時間。

　　此后不久，公司某部門的一位高級經理就自己拒絕向客戶推薦避稅產品而被公司解雇一事向法院提起訴訟。畢馬威方面否認了上述經歷的說法。

　　在2003年11月的一個聽證會上，畢馬威被指出進行大規模推銷避稅產品Blips(即債券相關發行溢價結構解決方案)。根據調查的結論，這種產品的使用僅一年時間就讓政府少了10多億美元的稅收收入。

　　畢馬威表示為此已經中止了對于幾種有爭議產品的營銷行為。

　　除了服務于企業客戶外，畢馬威還向一些高級經理人提供個人避稅方案。這點恰恰是IRS近一段時間打擊的重點。

　　根據IRS的調查，畢馬威在1999～2000年中僅此一項避稅計劃就賣給了186位納稅人，致使政府損失稅收12.8億美元。

　　IRS的調查結果表明，2002年共查處8.21萬樁非法避稅案，有數百名制售和使用避稅方案的個人被徹底調查。

　　然而事情沒有就此結束。2004年2月，美國IRS在一次調查中發現，畢馬威的避稅服務存在問題，于是決定開始對畢馬威1996年至2002年提供的稅務服務進行調查。

　　這最終導致了今年6月，美國聯邦檢察官開始對畢馬威非法銷售避稅產品和妨礙司法公正的調查。

　　避稅服務

　　讓我們回頭來重新梳理一下避稅服務的發展脈絡。

　　一般來說，稅收服務主要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報稅和稅收規劃。前者主要能夠獲得一些手續費，后者才是有利可圖的地方。有數據顯示，稅收服務在全美四大會計公司的總收入中占有近1/3的比重。

　　1991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下稱AICPA)開始允許會計師根據服務質量收取費用，這實際是變相允許會計師們從為客戶節省的避稅額中提取一定比例。這個比例開始被定為10～40%。在這之前，美國會計師行業是根據工作時間來向客戶收取報酬的。

　　此后10年左右的時間里，眾多會計公司竭盡能事去“鉆營”政策的漏洞，他們制定各種避稅手段滿足客戶的要求。

　　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末，大規模避稅現象開始出現，眾多的合法和非法的避稅手段在美國開始泛濫。

　　與之相對應的，IRS一方面不停完善稅法的相關漏洞，另一方面著手整治非法避稅并對之進行比較嚴厲的懲罰，最為頻繁的時候每周發布一次關于新的非法避稅手段的通告。

　　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宣布破產，這成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公司破產案例;安達信亦因此受累，在次年8月宣布自己放棄全美的審計業務，“五大”會計師事務所變為“四大”。

　　這一事件令會計公司的誠信問題倍受質疑。為了改變這一現狀，2002年7月，美國總統布什簽署著名的《薩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下稱SOX法案)。其中第201條款規定了外部審計師向企業執行審計服務的同時也提供非審計服務的行為是非法的。

　　同時，根據SOX法案的要求，美國專門成立了美國公眾公司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下稱PCAOB)。該機構的成立就是為了加強對審計行業的約束，它的工作重點就是評估會計公司所審計的報告。

　　禁止非審計業務理所當然地受到從中獲益匪淺的會計公司的強烈反對。他們爭辯稱審計和稅務咨詢業務之間并不存在著利益沖突。這個如今看來幾乎荒謬的邏輯卻在當時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下稱SEC)接受。美國SEC同意將稅收咨詢業務作為例外，允許會計公司開展這項業務。

　　此后，IRS的雇員們為反避稅工作不停地忙碌著，但是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丑聞頻繁出現。他們開始建議SEC和PCAOB等監管部門考慮將會計公司的業務范圍限制在審計業務之內。

　　與之對應的是，“四大”的態度變得異常復雜。一方面，對于已經被查實的問題，他們選擇了高額罰款來避免遭遇類似安達信一樣的命運;另一方面，他們還在努力說服監管部門。他們正在不斷改進開展業務的方式來遵守游戲規則。

　　然而，有一點不容置疑，那就是會計公司絕對不會放棄利益豐厚的稅收業務，除非監管部門痛下決心來徹底改變這一切。

　　畢馬威的出路

　　事實上，因避稅問題被調查的并不是畢馬威一家。最近三四年內，幾乎所有的會計公司都遭遇到了監管部門的調查，并由此可能將面臨退出這一行業或者賠償巨額款項的命運。不僅如此，會計公司還極有可能被那些采用過他們建議的個人避稅客戶提起訴訟。會計師們被指控欺詐和玩忽職守，有時甚至因此攤上民事訴訟，輸了官司的話就要賠付三倍的賠償。

　　2002年夏天，普華永道支付了100萬美元的罰金結束了IRS的避稅調查，同時宣布“將不再對其激進的稅務策略進行大規模的營銷”。這是第一家因為避稅業務而繳納罰金的會計公司。

　　此后，德勤和安永分別因為避稅計劃而遭到美國監管部門的調查和客戶的起訴。只是，這兩家公司最終依靠自身的實力(罰金)和強有力的公關(說服監管部門)度過了難關。

　　畢馬威卻未能如愿擺脫這個夢魘的糾纏。

　　據國外媒體報道，目前，畢馬威已經開始著手準備解決方案，其中針對訴訟部分，希望通過采用“一攬子協議”的方式來解決。如果這些協議順利達成的話，畢馬威將避免遭遇眾多客戶的起訴，代價是付出1.95億美元。這筆賠償金差不多是那些購買避稅產品的客戶損失的20～75%。

　　記者就此致電畢馬威美國總公司，對方表示關于“一攬子協議”目前尚未敲定，對此不方便作出評論。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畢馬威不能通過“一攬子協議”的方式解決訴訟的話，那么他的幾千家客戶在其受到訴訟的同時很可能選擇或者必須變更審計機構，這樣的結果將會使得畢馬威走上此前安達信已經走過的解體之路。

　　盡管美國SEC官方表示已經準備了一整套完整的方案應對畢馬威被起訴和解體的可能，但記者從相關市場人士處了解到，目前美國監管部門并不希望看到這一結果。

　　“司法部放棄刑事訴訟其實也是SEC在其中斡旋的結果”，畢馬威香港的一位合伙人告訴記者。

　　此外，在畢馬威正式表態之前，六月初的一周里，公司董事會選舉了迪默希·弗林接任尤金·奧凱利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的職位;同時選舉約翰·B·威麥爾為新任副董事長兼首席運營官(COO)。

　　按照畢馬威官方的說法，奧凱利退位的原因是“為了同近日診斷出的晚期癌癥做斗爭”。

　　“公司在這個時候決定更換兩名最為重要的領導人未必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畢馬威上海的一位合伙人向記者表示了擔心，“奧凱利在任的三年里，公司得到了不錯的發展，尤其是他成功地解決了施樂公司引起的訴訟風波，最終與SEC達成了支付2200萬美元罰金取代指控的協議。這個時候公司比較需要他來解決避稅調查，畢竟他對此有不少經驗，而且比較善于和監管部門打交道。”

　　作為昔日“五大”中第一個將管理咨詢業務剝離出去的畢馬威，如今的官方網站上，它的業務被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審計(Audit)、稅務(Tax)和咨詢(Advisory)。畢馬威2004年的年報顯示，三項業務中稅收的收入為31.1億美元，占總收入的23.1%。

　　根據公司2003～2004財務年度的收入報告顯示，畢馬威全球收入達到了134.4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尚存的四大中居于末位，其他三家分別是普華永道177億美元，德勤164億美元，安永145億美元(注：各公司的財年的起止月份有所不同)。

　　一年后，畢馬威的位置是否會上升，還是已然脫離了“四大”的陣營，重蹈安達信的覆轍？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反思畢馬威事件：避稅應慎行

　　文/侯立新

　　日前，全球“四大”之一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惹上官司，罪名是濫用避稅產品，這引起了多方關注。業內人士擔心，畢馬威可能因此步安達信的后塵。畢馬威避稅事件后，關于避稅風險的話題充斥街頭巷尾。顯然，一個問題尤為令人感興趣，就是關于合理避稅與合法避稅的關系問題。像畢馬威這樣成長了近百年的企業，開發一個避稅產品不可能不考慮法律問題，可最終被判定為“濫用避稅產品”，這多少令人驚異——畢馬威的“濫用”體現在何處？合理避稅的風險何在？

　　畢馬威避稅產品遭遇美國國稅局狙擊

　　稅收業務占到畢馬威總收入的近三成。畢馬威為了拓展收入，在避稅產品的開發上采取了冒進的策略，這加劇了企業的運行風險。可能令人難以置信，畢馬威這樣的“百年老店”在開發避稅產品上會犯低級法律錯誤，比如其開發的一款名為債券相關發行溢價結構產品，就是通過編織錯綜復雜的債務人網來逃避稅收。這款產品也是讓畢馬威惹火上身的導火索。另外幾種受到指控的產品中，無論是建議客戶通過關聯交易轉移定價的方式，還是把企業的沒有表決權的股份轉讓給慈善機構但保留收益權的方式，無不有惡意逃稅的嫌疑。在美國稅務部門對畢馬威的訴訟說明中，特別提到了畢馬威的避稅產品具有幫助客戶惡意逃稅的動機。

　　畢馬威提供的另一項引人注目的避稅產品是針對銀行客戶，手法是通過讓銀行設立基金公司以逃避稅收。據美國稅務部門的檢查，至少9家美國銀行依據畢馬威的避稅產品創立投資基金，涉及金額數百億美元。具體手法是，這些銀行將它們的部分貸款組合及其他資產轉入新設立的基金，并將被轉入的貸款組合及資產產生的利息和其他收入當作股息支付給自己。然而這些基金雖是籌集投資資本的合法工具，但顯然只存有避稅目的，因為除了避稅外基本沒有實質業務。這些基金將銀行的貸款組合利息收入轉化成了免稅的股息。這些銀行以此策略避稅達數十億美元，其中，僅美國銀行就通過這種手段避稅近8億美元。通過這種避稅方法，這些銀行逃避了60%的所得稅。如果不建立基金公司的話，它們所得股息100%都需要繳稅。根據美國法律，投資基金本身不需要向州或聯邦繳稅，因為個人投資者應為這些基金為其帶來的收入繳納所得稅。

　　在國稅局起訴畢馬威之初，畢馬威矢口否認為銀行提供的避稅方案存在問題，但現在畢馬威已經為自己提供避稅產品的不當表示道歉。與此同時，部分畢馬威的個人客戶也因避稅產品對畢馬威提出起訴，因為他們耗資數百萬美元從畢馬威購買的避稅產品沒有得到美國國稅局的認可。

　　畢馬威的避稅產品在開發之初便有打法律“擦邊球”的傾向。從客戶自身來說，如果按照畢馬威的避稅產品操作，也許沒有超越法律允許的范圍，但作為一項產品由畢馬威提供給客戶，從畢馬威的角度說，便有觸犯法律的嫌疑，使客戶避稅行為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根據美國相關法律，在數年之前對企業采用合法手段避稅已予以認可，巨大的商機引發了中介機構開發避稅產品的沖動，四大會計公司迅速加入進來，分割這塊蛋糕。據悉，目前在華爾街，各種避稅產品大行其道，特別是安永和畢馬威的避稅產品，被很多知名企業所采用。巨大的商機同時也孕育著風險，因為避稅產品本身就容易產生法律糾紛，所以美國國稅局采取了相應措施。美國國稅局規定，在一項避稅產品開發成功后，如果該項產品存在濫用避稅手段的嫌疑，企業需要到國稅局進行避稅產品的登記，并保留投資者的名單。如果最終被認定濫用，罰金可高達避稅資金的1%。前不久，普華永道便向國稅局支付了約100萬美元，了結有關避稅手段登記的事宜。

　　避稅產品加劇了美國大公司的避稅行動。利用專業公司開發的避稅產品，美國的跨國大公司正越來越多地將在美國掙到的利潤轉移到全球其他地區，以逃避稅收。但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獲得的收入增加額中，并沒有當地實際的經濟活動支撐。這表明，跨國公司們正日益熱衷于運用這種方式隱藏所得。僅去年，美國的跨國公司就將在國內獲得的750億美元的利潤轉移到了愛爾蘭等無稅或低稅地區。曾任職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馬丁·沙利文說，利潤轉移使聯邦政府每年的稅收損失了100億到200億美元。沙利文指出，去年這些分支機構通過這一途徑獲得的利潤高達到1490億美元，與1999年相比，飆升了68%。但一些美國公司對此辯解說，避稅的緣由是因為美國稅收太高，將在海外取得的收入計入當地利潤并不違法，既提高了公司財務實力，也增加了股東價值。

　　專家認為，大量避稅情況的存在，將對美國經濟造成沖擊，因為美國的稅收在國家經濟調控中發揮關鍵作用。這次畢馬威“出事”，顯示了美國對稅務的重視，對于侵染稅務領地的企業毫不手軟。

　　一直在我國上演：避稅與反避稅的角力

　　在我國，外資企業通過避稅手段轉移利潤已是公開的秘密。據有關資料，僅在2004年，外資企業通過轉移收入的手段逃避稅收約300億元。我國目前對外資企業實行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這在世界各國中，已屬十分優惠的政策。如果外資企業再通過避稅手段轉移收入，將會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據悉，有些外資企業使用的就是由專業部門開發的避稅產品。這些避稅產品針對中國市場的特點，其實質并不復雜，無非通過關聯交易等手段，采用高進低出的手法，把利潤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為了遏制外資企業的避稅勢頭，我國國稅總局于1998年5月6日下發了《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對于關聯企業間的業務往來的涉稅事宜進行了規范。在2004年6月9日，國稅總局又發文對外資企業間的涉稅事項進行了規范，其中特別提到了“在篩選避稅嫌疑企業時，要結合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審核評稅和稅務審計等方面的資料，重點審查長期虧損、微利卻不斷擴大經營規模的企業和跳躍性贏利企業，以增強選案的針對性。”顯見，很多外資企業不斷擴大投資規模的做法與其賬面表現不符，這是值得警惕的信號。2004年10月4日，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預約定價實施規則》(簡稱APA)，其核心內容是通過預約定價的方式對關聯交易進行限定。至此，初步形成圍堵外資企業避稅的法律網。

　　盡管如此，外資企業避稅的勢頭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其根本原因是，對于合理避稅與非法逃稅的法律界限仍然不清，而且，外資企業的避稅手段十分復雜。在龐大的業務中，特別面對十分不確定的價格因素，相關部門似乎沒有足夠的人力對外資企業的避稅行為進行有效監管。

　　不僅對于外資企業，國內企業對于避稅也情有獨鐘。事實上，稅務部門與企業間避稅與反避稅的斗爭一直在展開。一個法規出臺了，堵住了一些漏洞，減少了一些避稅空間，但新法規很快又被找到破綻，新的避稅手段又應運而生，隨之又需要出臺新法規堵住漏洞，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這場循環往復的角力中，法規在不斷走向健全，也讓一些擅長“撿漏”的人得到實惠。

　　在避稅港注冊是國內企業慣用的避稅手法。在國際避稅地建立公司，然后通過避稅地的公司與其他地方的公司進行商業、財務運作，把利潤轉移到避稅地，靠避稅地的免稅收或低稅收減少稅負。在長三角地區，一些外資企業的投資方來自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方，而實際在島上，他們可能只有一間辦公室。“避稅群島”給中國企業的監管造成麻煩，因為這些企業雖然在海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實體企業，可的確在法律上屬于“外資企業”。

　　對于企業來說，避稅并非沒有風險。如國家為了防止房產泡沫化繼續惡化，最近剛剛出臺了抑制炒房的法規，規定對于新購住房不超過兩年期限進行轉讓的，需要全額交納營業稅和相關稅費。一些“有識之士”為了規避營業稅等稅費，絞盡腦汁想出了以下避稅方法:即經過買賣雙方達成一致，先通過房屋抵押借貸等形式到公證處公證，兩年期滿后再去辦理產權過戶，這樣就可避免5.5%的營業稅等稅費了。其實采用公證方法進行避稅風險很大。先不論這種避稅方式是否合法，單就買賣雙方來說，便有很大風險。在兩年的時間里，如果賣方因自身原因將房屋抵押或被罰沒，買方將受到巨大損失，而且如果房價在兩年里暴漲，也加大了賣方違約的可能，買方失去的還有寶貴的機會成本。另外，公證處一般只對個人委托協議或抵押借貸等過程進行公證，不直接對房屋交易行為公證，特別是對于有不實目的行為不會予以公證。即使有委托協議的公證，如果遇到房屋的產權發生變化等糾紛，公證對此也無能為力。

　　避稅與反避稅絕不是貓捉老鼠的游戲那么簡單，避稅風潮對各方面的沖擊巨大，不但蠶食著稅基，也變相加劇了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即將出臺的新《企業所得稅法》顯然加大了對避稅的遏制力度。據悉，新法將引進許多發達國家在稅制方面的成功經驗，其中最主要的體現在反避稅方面的內容。重點將限制中國企業在國際避稅地虛設外資機構，借以轉移收入和利潤，以實現避稅的做法。針對國內企業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避稅群島”進行注冊，而后堂而皇之地以外資身份回國投資，以享受“三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待遇的避稅手法，新法已做了相應規定，可能對這些企業的身份進行認證，或對中國企業在這些國際避稅地采取特別規定，以限制借轉移收入和利潤以實現避稅的做法。

　　反思畢馬威事件：合理避稅與非法避稅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合理避稅是指納稅人利用合法手段和方法,通過資金轉移、費用轉移、成本轉移、利潤轉移等方法躲避納稅義務，以期達到規避繳稅義務的非違法行為。避稅是納稅人對現有稅法的缺陷及漏洞的成功發現,這種發現使納稅人有效地避開了納稅義務。因為這種行為是在遵守稅法的前提下進行的，所以它可以反映現行稅法在多大程度上富有效率。盡管避稅本質上不同于偷稅，但它也是在鉆法律的空子。目前對于避稅的有效性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避稅是對法律漏洞的“挖掘”，只要事實符合字面的解釋，法律就是有效運用的，即避稅行為并不違法;另一種觀點認為，避稅既要事實符合法律的字面解釋，又要符合法律的立法意圖，要依據法律的經濟上或社會上的目的，或是依據稅法整體內容來判斷稅法條款對于某件具體事實或行為的運用性與符合性。也就是說，一項經濟行為的形式雖然與法律規定在字面上是吻合的，但如其后果與立法的宗旨相悖，則在課稅目的上仍不予承認。

　　合理的東西未必合法，這個道理眾所周知。合理避稅其實就是在法律的邊緣做文章，雖然看上去略顯牽強，但形式上又從法律的角度難以挑剔。我國稅務部門在近年不斷舉辦相關稅務培訓，有意思的是，這些培訓中既有稅收籌劃培訓，也有反避稅培訓，前者是針對企業的，后者是針對稅務機關的。

　　在筆者受邀參加的一些培訓中，發現很多企業培訓人員對某些方案的合法性產生質疑。一個看似很好的稅收籌劃方案，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卻發現了若干與法律抵觸之處。在對稅務人員的培訓中，很多稅務人員由于職業敏感常會問，他們受訓的很多反避稅案例在形式上并不違法，事實上正是很多企業采用的流行的籌劃方案。

　　比如，有一種對于代購代銷業務的籌劃方案。由于代銷業務是一種銷售行為，代銷方需要繳納增值稅。對于小規模納稅人，為了規避增值稅，有人設計了一種籌劃方案，即通過把代銷方轉換成代購方，由代銷方與銷售方簽訂代銷協議變為與代購方簽訂代購協議，這樣就可以規避相應增值稅。把代銷方變為代購方雖然是一種“合理”的籌劃方式，但很多人忽視了如下條件，使得這種合理的籌劃方式缺乏合法的支持，也最終失去籌劃的意義，即：受托方不墊付資金；銷貨方將發票開具給委托方，并由受托方將該項發票轉交給委托方；受托方按銷售方實際收取的銷售額和增值稅額與委托方結算貨款，并另外收取手續費。如果不能滿足以上三個條件，代銷向代購轉換便不成立。可見，合理與合法有時就差在毫厘之間，籌劃的方式只有在合法的基礎上才能考慮合理。

　　著名稅籌專家賀志東認為，納稅籌劃的產生根本上說是稅法和征管體系的不健全造成的，二者完善后，避稅的空間實際上是很小的。對于避稅的合理與合法之間的關系，賀志東提出了“偷稅籌劃”和“避稅籌劃”的概念，二者就是針對非法與合法的兩個概念。賀志東認為，通過不斷地完善稅法和加強稅收征收管理，對偷稅籌劃進行查處，對避稅籌劃進行合理引導。偷稅籌劃屬非法手段，而避稅籌劃雖不違法但與稅收立法精神相悖，隨著立法水平的不斷提高，避稅的路子肯定會越走越窄。

　　美國：對抗避稅工具濫用的十條建議

　　為了對抗避稅工具的濫用，負責調查避稅案的美國參議院下屬委員會提出了以下十條建議：

　　1.執行重點。IRS和司法部應繼續努力阻止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幫助公司進行避稅、推銷潛在的濫用或非法的避稅產品、違反聯邦避稅規定。對于已經違反規定的人員進行嚴厲的懲罰。

　　2.懲罰推銷。國會應立法加大對逃稅幫兇和濫用或非法避稅產品的推銷者的民事懲罰力度，違法者不僅要上繳非法收入而且要繳納大額罰款。

　　3.IRS撥款。國會應劃撥額外的資金使IRS雇傭更多的人員，以增大執法力度，制止律師、會計師和其他財務專家推銷避稅工具。

　　4.經濟實質標準。國會應立法明確和強化經濟實質標準，并對無經濟實質或除合法稅收收益外存在其他商業目的交易加大懲罰力度。

　　5.機構間合作。國會應立法授權IRS把相關信息披露給其他聯邦機構，如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聯邦銀行監管機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使之共同制止濫用避稅工具。

　　6.會計規定。PCAOB應制定規定禁止某些會計師事務所向其審計客戶提供激進的稅務服務、向提供稅務服務的客戶收取成功酬金或向潛在客戶積極地推銷該類稅務產品。

　　7.銀行監督。聯邦銀行監管機構應檢查各主要銀行的避稅活動，明確和強化規定以防止銀行作為第三方幫助逃稅或推銷避稅產品。

　　8.證券公司監督。SEC應檢查其監督的投資咨詢公司和證券公司的避稅活動，明確和強化規定以防止該類公司作為第三方幫助逃稅或推銷避稅產品。

　　9.稅務意見信。IRS應進一步加強聯邦稅務從業規則中的相關規定，以確保包括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在內的從業者按有明文規定的程序來發表稅務意見、解決就此類意見提出的法律問題的內部爭論、防止從業者或其公司協助逃稅或推銷避稅產品。

　　10.慈善機構。IRS應檢查慈善機構的避稅活動，明確和強化規定以防止該類機構作為第三方幫助逃稅或推銷避稅產品。

　　美國：公司的避稅問題

　　眾所周知，稅務服務占到全美四大會計公司總營收的1/3左右。稅務服務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報稅——基本上是為公司納稅人和擔任公司管理層成員的個人納稅人提供報稅服務；二是稅務規劃——這項業務尤其有利可圖。四大會計公司雇用的律師和會計人員，不會去審計一個賣檸檬水的攤子，相反，他們成為州稅、聯邦稅及國際稅方面的專家。過去20年來，這群由稅務專家組成的并不招搖的大軍，使用各種方法幫助美國公司降低應繳納的所得稅。

　　如美國國內某知名公司對競爭對手因為稅負較低而獲得的較高盈余感到不滿，便雇用四大會計公司中的一家重新規劃其全球稅務策略，要求將總稅率降低。然后，會計公司就會提供一系列的避稅措施，簡單的有增加向當地慈善機構的捐贈，復雜的有將整個業務部門撤出稅負高的國家等措施，可謂五花八門。客戶公司的稅務部門然后從中加以選擇，挑出優化策略——通常是最不易引起輿論注意的。根據各個公司的具體差異，這種方法每個納稅年度可以節省數千萬到數億美元。用不了多久，這種大規模的避稅在財報上就反映為利潤的增加，在市場上就表現為股價的上揚。

　　公開采用大規模避稅措施的現象，到90年代末期才開始急劇增多。當時，公司面臨著增加營收、實現股價目標的巨大壓力。事實上，許多年來，許多美國工業巨頭——像IBM、通用電氣及通用汽車的愛國熱情已經消減殆盡，不再以上繳巨額稅金為榮了。稅收流失造成的影響，今天已是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