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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協調機制
廣播系統由模擬向數字過渡，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工程。目前我國數字電視的發展明顯落后于預期，雖然不能說地面標準遲遲不能出臺是其中惟一的原因，但至少也已成為產業瓶
頸之一。
實際上，正如孫軍指出的，中國在數字電視技術上的研發中也算是“深謀遠慮、高瞻遠矚”。1980年代后期，在日本剛剛開始進入下一代高清晰電視的研究時，中國即緊跟其后，1989年即啟動“高清晰電視軟科學研究”，并制定了“兩步走”的產業化規劃：第一步，在兩年內認真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建立一套高清晰度電視功能樣機系統；第二步，進行高清晰度電視的試播，盡快建立相關的產業基礎。在前兩步基本實現后，有關部門又提出第三步規劃：密切關注研究開發勢態，以便及時確定我國高清晰度電視的制式，也就是標準。
1999年建國五十周年大慶，功能樣機試播完成之后，很快進入標準的制定階段。但這最后一步卻一波三折(詳見本刊2003年12月1日封面故事《誰在拖數字電視的后腿》)，也造成中國一批對此投入巨資研發的消費電子企業陷入被動(見本刊2004年8月5日封面故事《數字電視的龜兔賽跑》)。
2004年11月5日，本刊還刊載了一篇名為《中國技術標準能否重塑您所在行業的面貌》的分析報告，國際著名咨詢公司德勤在文中分析道，中國的政府部門和公司正在努力嘗試打破發達國家對技術標準的限制，打造新的技術標準以獲得經濟優勢，以此降低中國對國外公司的信賴程度，培植自己的科技產業。文中指出：“標準的制定中，中國并非只與國外的政府和部門進行競爭，中國也在跟自己競爭。市場上的各股力量都力求在標準的制定過程中施以更大的影響。”
在數字電視標準制定中，這種角力更為明顯。凡是標準，都會對各方妥協，但數字電視地面標準的問題在于，單載波和多載波是兩條不同的技術路線，技術上的無法妥協表現在了標準上。
而外界似乎還沒有看到政府有明確的機制來協調這種角力過程。一位參與者對記者說：“聯合工作組的主要問題是，既沒有產業參與，也沒有國家主管部門的介入，只是各家研發單位在數不清的會議中爭吵， 而且過程又是黑箱操作，任何不合理現象都不可能透露出來。”
在國外，這個難題可以交給市場。1993年初，美國三家企業聯合多家研究機構提出了4種不同的標準，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專家們無法取舍時，考慮到盡快啟動市場這個各方的共同利益，這幾個標準很快聯合在一起，在當年5月自動組成了大聯盟標準。
中國如何形成自己的標準制定協調機制呢？很顯然，中國的問題注定無法完全交給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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