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1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包括:嚴控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新增產能;大力推行清潔生產,重點行業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強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加大天然氣、煤制甲烷等清潔能源供應等等。
“國十條”頒布后,北京周邊兄弟省份率先表態。河北省環保廳已編寫完畢《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實施方案》,核心是將出臺50條大氣治理措施。河北鋼鐵產量占全國四分之一,煤煙型污染較嚴重。該方案依據新的空氣質量標準,重點針對大氣中的6項污染物分別治理,重拳出擊。
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近日在會議上承諾: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到2020年實現全省空氣質量比2010年改善50%左右;他還表示要以治理大氣污染倒逼能源與產業結構調整,以改善大氣環境優化經濟社會發展,綜合運用規制、市場、科技、行政、文化5種力量,扎實做好“調結構、促管理、搞綠化”三篇文章,“著力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大氣污染防治大格局”。
盡管有外媒表示懷疑,認為“國十條”“對污染程度如此嚴重的中國而言可能只是觸及皮毛”,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相比以往,“這是一個值得稱贊的計劃”。一些跡象表明,治霾“國十條”將會引發連鎖反應,比如未來政府投資有望轉向。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此前曾表示,根據測算,全國“十二五”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需求約為3.4萬億元,比“十一五”污染治理投資增加57.4%,約占同期GDP的1.4%,將有效帶動GDP累計約4.8萬億元。在過去的30余年間,為了完成從生存到溫飽、小康的轉變,GDP增長始終被置于第一位考慮。政府的主要投資也直接訴諸GDP,例如投資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投資大大加速了中國經濟的騰飛,符合中國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特點,但在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現象。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經濟總量高居全球第二之后,以犧牲環境、透支資源為代價的GDP增長,勢必需要讓位于對藍天白云、高品質生活的追求。這一經濟和民生的訴求,反映在政府執政層面,會促財政投資更多轉向節能、環保事業。同時,政府投資還將帶動更多的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從而調動社會資本投資環保事業的積極性。
治霾“國十條”中提出的某些措施,已隱約預示出未來政府投資的主導方向。比如,提高天然氣及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被認為是一個治理霧霾的重要方案。天然氣是一種清潔、低碳能源,在中國一次能源中的比例不到4%,大力提高天然氣比重將是國家能源發展的戰略重點。天然氣以及其他新能源開發,將會成為未來政府主導的投資熱點。
通常情況下,政府除了通過央企對相關節能環保領域進行直接投資外,還會出臺各類鼓勵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的措施,通過稅收等扶持性政策,鼓勵相關領域產生具備競爭優勢的企業,從而為社會提供節能環保的產品。
歷史上,發達國家曾經走過了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現在看來,中國也正在步入這歷史的中間頁。未來政府的財政投入將從傳統的領域逐漸轉移,新的投資熱土正在顯現輪廓。
需習慣財收低增長
財政部日前公布,1-5月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同比增6.6%,增幅同比回落6.1個百分點,尤其是中央財政收入同比僅增0.1%。如果考慮到8月1日起,營改增“1+6”試點將擴大到全國,預計全年中央財政收入增幅恐陷“保7”都難的困局。
財政收入增速有可能低于GDP增速的事實,終于第一次讓我們嗅到了“結構性減稅”政策落地的氣息!敖Y構性減稅”政策喊了這么些年,但以往“邊減邊增”、“減少增多”、“變減為增”的做法一度令大眾懷疑減稅的誠意。在一再疲軟的宏觀經濟形勢的倒逼之下,真正減稅以促實業休養生息的美好愿望,有望在今年成為現實。
只是面對財政收入的“收成”不佳,筆者擔心各地仍會五花八門在“增收挖潛”上動腦筋,從而再次上演稅收收入增長“失速”和非稅收入增幅“提速”的尷尬局面。若真如此,則減稅的夢想必再次化為泡影。因此,當下急需之策不是想方設法“保增長”,而是調整心態,以平常之心對待財政收入的低增長。
放眼未來,財政收入的低增長應該是常態。對于財政收入整體增速放緩,真正有“潛力”可挖的應是控制好財政支出。以支定收,高支出高收入,這是我們的習慣性思維。以收定支,保持支出的彈性而不是剛性,回歸“公共財政”的本來屬性,這才是未來財政管理的改革大方向。
(作者陳金保系經濟學博士)
公務員薪改須防走樣
據報道,人社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長期以來,在地方政府有權決定本地區公務員津貼標準的情況下,富裕地方的公務員的薪酬要遠高于貧困地區,由此,貧困地區的公務員要么心生不平,要么想盡辦法調往富裕地方,進而導致體制內人力資源的地區配置失衡。
同時,在現在的公務員薪酬制度下,“職務”是影響公務員薪酬的最重要因素,這就為公務員謀求“晉升”提供了強烈動機。然而,同一部門內,晉升機會總是有限的。這樣一來,對于晉升機會的競爭將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零和博弈,導致部門內耗,實際上挫傷了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因此,此次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既很及時又有很強的針對性。但是,改革能否取得實際進展還取決于能否同時推進一些配套改革。比如,縮小公務員收入地區差異的改革與地方政府的公車改革結合在一起,否則,各地公車改革中不同的補貼標準勢必會進一步拉大公務員薪酬的地區間差異。如若沒有這些配套改革,此次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仍有可能走樣。
(作者閆健為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