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分別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北大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張輝：“一帶一路”：邦音殊邈國誼長，同沐春風各有香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一帶一路”愿景是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提出的，整體戰略思路形成于2013年，完善于2014年，實施于2015年。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6年政府積極擴大對外開放，深入實施“一帶一路”建設，2017年則要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20世紀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經濟發展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發展中經濟體越來越邊緣化，發達經濟體國內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加深之后，中國在新的時代節點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導在“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絲路精神指引下，依托“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同”（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和平和互惠共贏的全球化新格局。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四年以來，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中國廣泛地參與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經濟建設當中，并逐步搭建更加公正、和平、互惠共贏的國際合作平臺。將傳承自兩千多年前開辟的“絲綢之路”與海上樞紐相結合，涉及沿線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活躍了歐亞非大陸上多個經濟圈，為世界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一帶一路”目前所覆蓋的6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具稟賦，其地理歷史背景與經濟發展情況既各不相同，又相互關聯。中國與沿線各國合作的實質是要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共贏目標，這需要合作區內各方密切的產業協同來維系。“一帶一路”使中國通過中亞、東歐與歐洲發達國家緊密聯系起來，鞏固了中國在全球價值雙環流結構中的第一循環地位。同時，第二個循環中的沿線各發展中國家（除新加坡），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互補性較強，都有著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迫切需求。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國，其自身發展的經驗也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發展中國家，目前都面臨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的緊迫任務。根據世界銀行對國家收入的分類，1987年，共有49個低收入國家，其中26個國家在2015年仍是低收入國家。而中國、赤道幾內亞、圭亞那、馬爾代夫四個國家變為上中等收入國家；19個國家（孟加拉國、不丹、柬埔寨、加納、印度、印度尼西亞、肯尼亞、老撾、萊索托、毛里塔尼亞、緬甸、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圣多美與普林西比共和國、所羅門群島、斯里蘭卡、蘇丹、越南、贊比亞）在2015年晉升為下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大多與中國相毗鄰，屬于亞非交界處的國家；2015年，低收入國家仍然主要位于非洲和亞洲南部。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短短30多年的時間內從低收入序列提升到上中等收入行列，且目前正在向高收入發展中國家行列邁進，為世界范圍內的脫貧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78-2015年，我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年均GDP增速9.71%、人均GDP增速約9%的“奇跡”，在2010年超過日本之后一直穩居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期間更是創造了兩個連續五年年均增長率超過10%的高速增長周期（第一次：1992年至1996年，年均增長12.4%；第二次：2003年至2007年，年均增長10.8%）。2015年我國經濟總量分別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60.6%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263.5%，人均GDP也從改革開放之初占全球平均水平的8%迅速提升至2015年的80%。

　　亞洲特別是東亞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歐洲和北美的逐次崛起，逐漸與世界經濟中心漸行漸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日本的快速崛起，特別是日本經過20世紀50-70年代20多年的高速增長（包括三次持續時間較長的景氣，即1954年12月至1957年6月的 “神武景氣”、自1958年7月至1961年12月的“巖戶景氣”和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的“伊弉諾景氣”；兩次短期景氣，即1962年10月至1964年10月的“奧林匹克景氣”、1971年12月至1973年11月的“列島改造熱”），又把亞洲帶回了全球經濟中心，按2005年不變價格計算，亞洲1970年占全球GDP為16.53%。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快速提升，也將亞洲重新推升到了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截止2013年亞洲占全球GDP為30.69%，超過歐洲成為全球經濟第一大洲。可以說，隨著日本20世紀60、70年代通過與亞洲四小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產能合作，20世紀70、80、90年代將該產能合作進一步擴散到亞洲五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由此將亞洲特別是東亞重新帶回了世界經濟舞臺中央，而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持續高速增長，則將亞洲推升到了世界經濟舞臺的巔峰位置。

　　從全球歐盟、北美和東亞三大經濟體的貿易角度來看，2002年中國對歐盟進出口總額為1185.473億美元，第一次超過日本對歐盟進出口總額（1107.711億美元）。之后，中國與日本與歐盟的貿易差距進一步拉大，截止2014年中國對歐盟進出口貿易總額是日本的4.3倍（2013年是3.9倍）。2003年中國對北美（美國和加拿大）進出口總額為2083.917億美元，第一次超過日本對北美（美國和加拿大）進出口總額（1890.308億美元）。之后，中國與日本與北美的貿易差距進一步拉大，截止2014年對北美進出口貿易總額是日本的3.2倍（2014年是3.0倍）。2007年中國對東南亞七國（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進出口總額為1721.821億美元，第一次超過日本對東南亞七國進出口總額（1721.179億美元）。之后，中國與日本與東南亞七國的貿易差距進一步拉大，截止2014年中國對東南亞七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是日本的1.6倍（2013年是1.4倍）。

　　從經濟結構演進看，我國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均獲得了實質性進展。與當代標準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從1978年的工業化初期進入到現階段的工業化中后期，已實現了近70%，距離基本實現工業化目標已為期不遠；農業現代化水平已從低收入窮國水平提升至當代上中等收入國水平，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從1978年的70.5%（當代低收入國平均為72%）降至36%（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平均為30%）；城鎮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5的56.1%。而且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和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保持高增長的前提下，穩定性也大大改善了。

　　根據聯合國工發組織世界制造業發展報告，我國為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按照2000年不變價計算，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從1995年的5.1%上升到2014年的20.8%，第一次超過占比19.30%的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在制造業產品產量方面，2014年，按照國際標準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我國制造業占世界比重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其中，煙草類占比49.8%，紡織品類占比29.2%，衣服、皮毛類占比24.7%，皮革、皮革制品、鞋類占比33.4%，堿性金屬占比23.8%，電力裝備占比28.2%，其他交通工具占比34.1%；有15個大類名列前三；除機動車、拖車、半拖車一個大類外，其他21個大類所占份額均名列世界前六位。全球近一半的水泥、平板玻璃和建筑陶瓷，一半左右的手機、PC機、彩電、顯示器、程控交換機、數碼相機都在中國生產。在上述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之外，在近年興起的知識密集型互聯網經濟領域，中國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京東更是占據了全球互聯網經濟十強的四席，成為全球互聯網經濟領域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從區域空間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中亞、南亞、中東等地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覆蓋東南亞、印度洋、北非和西非地區。這些地區各國發展階段各異、產業結構各異、資源稟賦也存在差異。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潛力、齊全的產業體系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與沿線各個國家都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貿易互補性。

　　目前，不管是從經濟發展階段還是產業結構來看，中國目前都處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中間水平，這決定了中國將在這個體系中起到上下承接的作用，承接來自北美、西歐的新技術、新產業，同時與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進行產能合作，實現全球價值鏈的雙循環。從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類產品的貿易互補性也可以看出，在與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中國在工業制成品方面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而沿線國家在初級產品方面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且各國最具優勢的產品又各不相同，這些都表明了中國與沿線國家具有良好的產能合作基礎和無限發展空間。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經吹響了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號角，中國將帶領亞洲經濟繼續保持全球領先的水平，同時實現更大區域內的經濟協作共贏與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