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分別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北大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錢立：減稅：為經濟的提質增效添動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當前我國的經濟面臨諸多困難，大體可以分為國內、國際兩個方面。國內經濟主要問題集中于經濟結構的不合理。過去這些年，投資了過多的鋼鐵、煤炭等重型、基礎性工業行業，造成了今天的嚴重產能過剩，生態環境的破壞。這些都是與我國經濟過重依賴各級政府及其國有企業的投資密切相關的。因為掌握投資決策權的人不是以自己所有的財產去投資，而是拿別人或公共的財產去投資，從根本來說他們就缺乏承擔經濟責任的地位和完全的動機，投資出現系統性的失誤并非是什么難以理解的怪事。從國際經濟環境看，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存在政府越來越多干預經濟的趨勢，貨幣發行泛濫，社會保障不斷加碼，政府債臺高筑，很多政府的財政不堪重負，導致老百姓的收入和財富水平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國際市場日益萎縮，導致國家間經貿關系日益緊張，國際競爭中的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

　　我國正在大力實施供給側結構改革，同時政府也在不懈地清理不必要的審批項目，力爭更多地簡政放權。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許多新興業態正在迅速崛起，而許多傳統行業卻面臨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而經濟轉型、創新的主體在企業，減稅將為企業提供巨大的用于創新和投資的資源。關于我國宏觀稅負到底程度如何也有很大爭議，但從居民和企業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規模與政府和國企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規模相比較來看，毫無疑問，我國在減稅方面尚有巨大的空間。

　　過去十多年我國經濟之所以能高速增長，中國制造占有國際市場的很大份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近些年來，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產品越來越具有市場競爭力，以及許多發達國家對我國貿易和投資的更嚴苛的管控，導致我們必須重塑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而為企業減稅、減負，讓他們更具活力，就是提升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其實，為增強本國企業的競爭力，改善本國投資環境和經濟環境，很多國家都在殫精竭慮，動用各種手段。例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在美國第一的口號下，力圖重振美國的實體經濟，以給本國居民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他將要采取的措施就包括，壓縮政府行政開支，限制政府官員退休后的游說活動，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籌劃給企業減稅，給中產階級減稅，這將是吸引更多投資、創辦更多企業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不二法寶。

　　我們都知道， 政府自己并不能憑空創造稅收收入，而稅收必然來自于一國居民的勞動、投資等經濟活動所創造的收入或形成的資本。而稅收規模的擴大，勢必會導致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來使用和管理征稅和財政的支出，也就是說，勢必要從創造財富的勞動、資源和資本中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無法創造稅收、而是僅僅消費稅收的活動，也就是政府規模將不斷擴大。這就從創造財富和僅僅是消費財富的比例下降中制約了經濟的增長，而不是促進經濟的增長。

　　人類對經濟規律的認識有一條主線，那就是已然明白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發展經濟的目的，全在于每個人在所允許的稀缺資源中不斷地做出選擇，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個人的生活品質。而在任何時刻，每個人對商品和服務價值的高低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就是說，他越是能自由地進行選擇，在現代經濟中這就表現為市場的自由交易，他就越能最大化地滿足其目的，經濟學的術語是最大化其效用或主觀價值。因此，我們若將居民的勞動所得和投資、企業經營所得越多地留在居民家庭手中，由他們自由支配進行各項消費和投資，不僅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他們的目的，這本是經濟發展的真義，同時也是最有效的價格信號，引導著企業家們將資源向最有效的方向配置。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要為他們的決策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承擔失誤的責任。而將這些收入通過強制性稅收征收到政府手中，再通過政府的社會計劃或政策支付出去，必定有相當部分是不為消費者所亟需，造成資源的浪費。經濟史和現實中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

　　有人說市場不是完美的，而是會失靈的，比如在公共產品和負外部性的情況下；也有人說，市場配置資源最多能實現效率，但往往結果是人們獲得的收入是不公平的，需要政府這只手的干預，通過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以減緩這種收入的不公平。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主張的背后都隱含著相應的經濟學和倫理學學派的學說的支持。從經濟學方面來說，這就是我們當今一般教科書所教授的主流經濟學的主張，經濟學界稱之為新古典經濟學。而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存在著許多根本的缺陷，將其用于理解和指導實際，已經并且必將造成許多惡果。其中關于公共產品和負外部性的理論等，完全植根于錯誤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方法之中，根本不是科學的理論。而關于什么是公平和正義的理論，不同的倫理學學派有著全然不同的理論，我們這里無法展開討論，但到了指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經濟學理論那里，公平完全簡化成了對不同個人或家庭收入多少的數量度量上去了，完全忽略了每個人或者家庭收入和財富的不均是由眾多的因素造成的。我們必須區分哪些是諸如每個人的體力、智力、生長環境等人類不可避免的多樣性因素所造成，還是因為是人類的制度安排導致的某些人有特權、某些人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等人為因素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權利不平等。只有將這些因素以定性的方式分辨清楚，才有可能對癥施策，看哪些是我們根本改變不了、也無需人為改變的，哪些是我們的制度不合理，應該從制度層面加以改進的。而不是簡單地用一些數量指標就來得出公平與否的結論。

　　總而言之，無論是從應對當前我國經濟競爭力的提升這樣更具功利性的角度看，還是從尊重每個人對自己的財產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的意義這個根本點上看，不斷地減稅、縮小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始終都應成為我們長期堅持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