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分別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北大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秦雪征：增強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我國的社會流動性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是決定一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在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的國民經濟雖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但社會流動性不足與貧富分化加劇也逐漸成為社會日益凸顯的問題。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大問題，造成了人民群眾的不滿。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也專門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是提高我國的社會流動性，讓廣大低收入人群有更多機會邁入到中等收入水平。

　　作為刻畫一個社會中經濟機會公平程度的指標，社會流動性指的是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可改變的程度，它通常包括代內流動性和代際流動性。對長期經濟增長而言具有更為核心意義的是代際收入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即收入和貧富差距會在多大程度上由父母一代向后代傳遞。較低的代際收入流動性意味著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社會成員在發展機會和收入水平上形成持續性的不平等，也必然會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在中國進入“新常態”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能否保持較高的社會流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我國未來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

　　縱觀我國歷史可知，中國古代社會便一直存在著階層固化的弊病，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卒”的可悲社會；此后，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成為增強社會流動性的重要途徑，農民起義也時常引起社會階層的劇烈變動；在近現代歷史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引起了我國社會階層的顛覆性變化。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一批非精英階層人士利用新的市場機會發家致富，那時的中國社會流動性是比較高的；然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收入的高速增長，我國社會也日益呈現流動性下降的整體態勢。近期大量國外經濟學文獻研究發現，我國家庭的跨代收入相關性遠遠超過國際平均水平，而代際流動性過低則造就了“窮二代，富二代”現象，這一方面在價值觀上有悖于社會公允原則，另一方面也使社會各階層的個體普遍面臨激勵不足的問題，從而影響了經濟效率。

　　經濟學文獻中對社會流動性的常用測量指標是收入代際傳遞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即父代的對數永久收入對子代的對數永久收入的影響系數。由于受到數據和方法的限制，對收入代際傳遞彈性的早期估計往往受到收入度量誤差及生命周期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彈性估計值普遍較低。近年來，隨著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NLSY（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和NCDS（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等大型微觀面板數據的建立，各國對收入代際傳遞彈性的研究數量和估計精度均有所提高。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數據不完善、社會經歷劇烈轉型等原因，對于代際流動性的研究文獻十分匱乏，而針對中國代際流動性的研究則更為有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由于勞動力的供求和流動受到嚴格管制，工資無法反映勞動力的邊際價值，測量收入的傳遞彈性也失去意義；在改革開放后，城鄉勞動力市場逐步形成，勞動者的人力資本逐漸得到市場化回報，使代際收入傳遞彈性的測算成為衡量我國代際流動性和代際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指標。

　　相比于收入代際傳遞系數的測量，這一領域更為重要的研究議題是收入代際傳遞的作用機制。收入在父輩與子女之間的相關性可能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例如財富和產業的繼承、政治租金的劃分與制度變革、社會群體中的習慣形成與共同的環境影響等等。但人力資本在收入代際傳遞中無疑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父母的人力資本會影響自身收入進而影響其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力（例如對教育和保健的投資），從而間接影響子代收入（我們可稱其為人力資本的間接傳導機制）；另一方面，父母的健康、教育等人力資本可以通過遺傳或言傳身教等途徑直接傳遞給子女，從而增加子女的收入（我們可稱其為人力資本的直接傳導機制）。依據人力資本理論，代際流動性不足的根源之一在于子女的人力資本在代際傳導過程中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變化，反映為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在代際延續，使低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人力資本方面處于劣勢，限制了其改善自身收入狀況的能力。這一假說在我國社會具有現實的體現：在人口健康方面，隨著1980年代以來醫療市場化的逐步推進，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勞保醫療制度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衰落，基本醫療的均等化程度和覆蓋水平不斷降低，這導致健康水平的不平等在代際傳導的趨勢逐步增強，子女的健康水平受父母遺傳、家庭生活方式及社會醫療資源等限制，無法得到本質的改善；在教育方面，自1999年教育改革以后，受到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的影響，我國出現了教育機會不平等加劇的情況，即受過良好教育并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使其子女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導致名牌大學被越來越多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占據。這種人力資本的跨代傳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收入的代際不平等性？這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同時也對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醫療和教育體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筆者從我國社會流動性不足的根源出發，分別從理論和實證角度研究了人力資本的代際傳導對代際收入流動性的影響。在理論研究部分，我們將人力資本的直接與間接傳導機制引入經典的三期世代交疊模型，使父母在對子女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同時，可以通過言傳身教或基因遺傳將自身的部分人力資本傳遞給后代，進而影響子女的勞動力市場收入。在該分析框架下，父母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動機不僅來源于自身的利他主義傾向和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回報率，同時還受到人力資本的代際傳導強度和人力資本對收入的邊際貢獻率的影響。該理論模型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忽略人力資本的直接代際傳導將導致對代際收入彈性的低估。在實證研究中，我們利用1989-2009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綜合考察我國城鄉人口在收入、教育及健康三個維度的跨代傳導機制，并通過聯立方程模型精確度量人力資本的傳導強度及其對收入傳遞系數的影響。結果顯示，以健康和教育為代表的人力資本變量具有顯著的跨代傳遞效應，其傳遞系數分別為0.485和0.310，反映出我國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機會上的不平等性（即后代的發展機會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的人力資本儲備決定）。同時，在控制了人力資本的代際傳導因素后，收入代際傳遞彈性的估計值為0.480，顯著大于基于傳統方法（未考慮人力資本傳導）的估計系數0.429，這與理論模型的預測完全相符，說明傳統方法由于忽視人力資本的傳導機制而對社會流動性作出了過于樂觀的估計。同時，穩健性檢驗證實，該結論在不同分樣本和不同健康指標下均具備穩定性。除此之外，我們發現父親-女兒的收入傳遞彈性高于父親-兒子，農村人口的跨代收入傳遞彈性高于城鎮，反映出代際機會不均等問題在女性和農村子女等弱勢群體中體現得更為嚴重。

　　以上結果對緩解我國社會流動性低下、改善收入和人口發展機會的公平性具有以下政策啟示：（1）由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直接傳導是后代改善自身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途徑，因此政府應該注重貧困地區和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通過“機會均等化”改革（如鼓勵農村地區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政策、加強各地區醫療服務均等化的政策）來提高弱勢群體的后代在教育、健康及工作機會等方面的可及性。由于人力資本與收入之間的交互傳遞機制，以上政策將對解決我國長期收入不均問題帶來“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從而有助于我國社會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厄運。（2）由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資本變量具有顯著的代際傳遞特征，因此改善當前人口的教育和醫療機會將不僅有助于我國人力資本儲備的短期增長，它也將在長期中提高后代人口的人力資本存量，并對收入增長產生“疊加效應”（Multiplying Effect）。在這一意義上，當前的教育和衛生體制改革將對我國長期人口素質的提高和經濟可持續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通過建立新型醫療保障體制、增強農村地區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和獎助學金的發放、縮小城鄉醫療和教育質量差距等政策將能夠進一步實現對弱勢群體發展人力資本的機會保護，從而為建立和諧社會和改善社會長期流動性提供制度保障。（3）我們的理論模型顯示，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動機和社會流動性指標的改變均取決于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回報率和人力資本對勞動收入的邊際貢獻率。因此，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機制、使勞動力資源得到更為有效的配置和回報是依賴人力資本改善社會流動性的前提。這一目標可以通過以下政策改革得到實現：逐步取消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使人力資本可以被自由配置到回報率最高的地方；逐步取消“五險一金”和其他社會福利與工作地域的綁定，提高勞動保障的均等性和可攜帶性，解除勞動力流動的后顧之憂；深化工資制度改革，使各部門的勞動報酬能夠準確反映人力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和企業家的才能，從而為私人家庭和公共政府進行跨代人力資本投資提供源動力。

　　（本文的主要觀點來自“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Human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發表于《China Economic Review》2016年第3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