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分別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北大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王曙光：銀行業如何服務國家戰略，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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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是相互依存的。金融如果不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而是支持社會上的投機和制造泡沫，這個金融就是壞的對經濟有害的金融，而不是好的對經濟發展有益的金融。金融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實體經濟也制約和影響了金融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相互的關系。實體經濟發展不好，金融經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近年來實體經濟的不景氣，使得金融機構的日子不好過。金融業的好日子已經過完了，閉著眼睛都賺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準備過緊日子、苦日子、窮日子。近兩年，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有所下降，有些城市商業銀行和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反彈很明顯。銀行在實體經濟不景氣和互聯網金融所引起的“脫媒”這兩股力量的夾擊之下，盈利能力和市場占有率受到很大影響，外界的環境約束越來越明顯。在這個所謂“經濟新常態”時期，銀行業應該更加注重穩健發展，注重風險的防控，盡快從高風險領域脫身出來，采取“瘦身”策略，把有限的資金和精力聚焦一些風險可控且有把握的行業上，不要好高騖遠。要高度注意政府債務平臺的風險，注意房地產等領域的系統風險，系好安全帶，爭取安全度過這幾年經濟下行壓力極大的難關。

　　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既要順應國家戰略，但同時更要注重市場機制。在2017年初的央行會議上，號召銀行業要進一步加大對鋼鐵煤炭去產能、重點行業轉型調整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的金融支持力度，要繼續做好金融精準扶貧工作，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健康養老等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這些方面，都是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領域，對于我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經濟社會長遠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其中也蘊含著大量對銀行業而言非常寶貴的發展機遇。銀行業一方面當然要響應國家戰略，對相關行業和領域搞好金融服務，但是同時銀行業還要牢記自己是一個商業銀行，要按照市場機制去運作，要在服務國家戰略中找到一種商業上可持續的市場化機制，而不要簡單地理解為“政治任務”。須知，國家對銀行業的引導，也是基于銀行業能夠對相關領域發展提供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機制這一基本考慮的，而不是要給銀行硬性攤派一種政策性使命，要使銀行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商業機會，創造商業機制，在響應國家戰略的過程中提高盈利能力，提高資產質量，而不是相反。實際上，正是在國家的這些戰略性領域和民生領域中，存在著大量金融服務空白和商業機會，商業銀行在服務國家戰略的過程中，要通過制度創新、機制創新、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尤其是要結合互聯網金融創新和自身的服務創新，降低成本，挖掘新的客戶群體，發現新的戰略新興產業，從而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金融要更多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還要加大普惠金融體系建設，尤其是鼓勵微型金融發展。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巨型和大中型金融機構較多，而服務小微客戶的微型金融機構比較缺乏，這導致在很多農村地區，尤其是邊遠地區、民族地區、山區等，農村金融服務的空白很多，極大地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制約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2017年初的央行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支持力度，要加大對微型客戶的支持力度，這是完全正確的，這正是我們幾十年來金融服務的短板，也是我國普惠金融建設的最大盲區。我十幾年來考察了西藏、新疆、內蒙古、云南、甘肅、貴州等少數民族聚居區的金融服務問題，對民族地區金融服務的滯后深有感觸。所以我們在國家層面，在戰略高度上，要極為重視扶持微型金融發展，尤其是支持不發達地區金融發展，支持邊境民族地區金融發展，鼓勵金融資源的跨區域配置，使實體經濟得到更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