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胡祖六：

　　中國匯率、利率市場化可一步到位

　　楊燕青 聶偉柱 嚴婷

　　根據統計局的測算，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著2013年至2020年的8年間，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6.86%、6.86%和6.3%。

　　與過去30年相比，這種增長速度似乎不是特別高。但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價格上升等多重約束，其實要達到上述目標并不輕松。

　　如何在7年后實現上述目標？

　　深化改革并釋放改革紅利被認為是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當下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可謂點多面廣，既有金融領域的利率、匯率市場化，又有財稅領域的營改增等。

　　具體到改革的方法論上，利率、匯率市場化如何推進？土地財政又該如何破題？就上述問題，著名經濟學家、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胡祖六近日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

　　美聯儲退出QE對中國影響可控

　　美聯儲逐漸縮減并最終退出量化寬松(QE)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道路已經鋪開，流動性盛宴結束。一度吸收了大量“熱錢”的新興市場國家是否會面臨一場系統性危機？

　　不少經濟學家紛紛警告美聯儲收回QE將對中國造成嚴重影響，但胡祖六認為，短期是會有影響，但影響不會很大。“只要我們自己的宏觀經濟政策適當，引進QE或退出QE，對我們來說都是容易應對的。”

　　胡祖六認為，中國經濟以及金融系統的流動性很大程度上由“內因”決定：“中國內地與香港情況不一樣，中國也不是新加坡、東南亞或墨西哥。我們不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而是一個大型開放經濟體。中國有沒有通貨膨脹，有沒有資產價格泡沫，經濟過熱還是過冷，主要是由國內的經濟條件來決定的。”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6月19日表示，如果經濟情況如期改善，美聯儲預計在今年晚些時候開始縮減目前850億美元的月度債券購買規模。此言一出，全球金融市場隨即暴跌。

　　胡祖六認為，這是市場反應過激。“與當初剛引進QE的時候一樣，市場一片嘩然，如今要退出，市場又覺得天要塌下來了。”

　　他認為，當美聯儲開始逐漸退出QE時，也意味著美國經濟已經全面改善。“如今房地產市場已經越來越穩定，高科技、股市、上市公司盈利的預期向好。目前就業市場仍是美國經濟相對比較弱的方面，但在消費支出、企業投資都顯著改善之后，企業會慢慢增加員工，這需要一個過程。失業率通常是經濟周期的一個滯后指標。”

　　胡祖六說：“如果我是伯南克的話，我要對金融市場說的就是，做好思想準備，QE遲早是要退出的。政府不會永遠給生命支持，總是靠QE來打強心針，這是非常危險的，市場很快就會形成泡沫。”

　　日本QE是經濟復蘇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日本經濟政策一度遭到炮轟，但其實日本也是窮途末路罷了。過去20年日本嘗試過幾乎所有方法，但最終都不奏效，如今只剩這招，可以說是貨幣政策的一筆大賭注。”胡祖六說。

　　為了幫助日本經濟擺脫持續20年的通縮，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去年12月底上任后推出了“安倍經濟學”，包括激進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促增長的結構性改革這“三支箭”。

　　作為“安倍經濟學”的“貨幣之箭”，日本央行今年4月4日推出了震驚全球市場的“量化與質化寬松”政策，計劃每年將基礎貨幣增長60萬億~70萬億日元，兩年內翻番，以在兩年內實現2%的通脹目標。

　　問題是，日本的“最后一招”是否會奏效？胡祖六認為，日本QE的目的是刺激資產價格反彈，但如果沒有結構改革跟進，那么資產價格反彈就不能持續，無法奏效。

　　“日本的問題不是單純的流動性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日本的QE可以起催化劑作用，因此QE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是光靠這個并不能化解日本經濟頑癥。它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胡祖六說。

　　國際上對于日本激進貨幣寬松的指責也包括日元貶值導致的“溢出效應”。過去半年多來，日元匯率出現了大幅貶值。去年9月底，美元兌日元匯率尚不到78，到今年5月底甚至一度超過103。

　　“顯然，QE的一個副作用是日元貶值。但中國大陸所受影響相對較小，遠不及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體。韓國的三星[微博]等企業與日本是直接競爭對手，受日元貶值影響很大。”胡祖六還認為，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也是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如果日本經濟能夠更加景氣，那么中國最終亦將受惠。所以，明智的反應是樂觀其成，希望日本QE能夠奏效。

　　央行需改進與市場的溝通

　　針對6月中下旬出現的“錢荒”，胡祖六表示，短期Shibor利率突然急劇飆升，引起了市場恐慌，這本來是應該可以避免的。他還提醒稱：“很多金融危機都是流動性的危機，動搖了市場賴以正常運作的信心。”

　　今年6月前10天，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貸款接近1萬億元，投放速度創歷史同期紀錄，這引起了央行警覺。與此同時，大量投放信貸、補繳準備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6月中旬，部分銀行顯露出流動性緊張跡象。

　　在市場資金偏緊的情況下，央行并沒有像往常一樣迅速介入。至6月20日，貨幣市場上隔夜拆借利率盤中最高甚至飆升到30%。銀行“幾經煎熬”之后，央行才向市場釋放積極消息，隨后市場恐慌情緒逐漸消散。

　　“從市場的情況來看，已經是十萬火急了。金融體系依靠信息做出預期，央行的意圖可以通過很多方式向市場傳達，例如發表聲明，或者非正式評論，都可以作為政策信號。”受“錢荒”影響，整個6月份，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為6.58%，比上月高3.66個百分點；質押式債券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為6.82%，比上月高3.81個百分點。

　　“6月的‘錢荒’事件完全不應該發生，”胡祖六稱，“我對央行的意圖沒有任何懷疑，信用過度膨脹確實可能造成巨大的風險。但任由短期利率突然急速飆升，前所未有，貨幣當局保持沉默，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以至于國際上有人稱這是中國銀行體系的‘雷曼時刻’。”

　　經歷此次“錢荒”事件之后，央行向市場傳遞“正能量”的頻度和意愿似乎也大幅增加。上半年M2、社會融資規模等關鍵數據公布后，央行迅速就若干熱點問題公開進行了評述，引導市場正確解讀。

　　胡祖六認為，央行為了抑制信貸泛濫，給金融機構適當壓力，動機本身沒錯，但方式方法值得商榷。今后央行應當對于市場的心理更加敏感，與市場、媒體溝通方面需要更加精細化。

　　匯率、利率改革可一步到位

　　對于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胡祖六認為，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的改革不應該浪費過多資源精力制定所謂路線圖或者時間表，而應該不失時機，果斷啟動，爭取一步到位。“要么就是市場化，要么不市場化。”胡祖六表示，利率和匯率改革應當吸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價格改革的教訓。欲放不放，試圖魚與熊掌兼得，結果導致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影響改革成效。其實，最終市場的變化不是事先能夠設計或者預期出來的。

　　在胡祖六看來，中國今天的宏觀經濟、市場環境、金融機構和企業本身的行為，均已經達到了可以放開利率、匯率的程度。“從二戰以來，世界上鮮有國家具備今天中國所擁有的有利改革條件，然而今天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放開利率和匯率管制。”

　　胡祖六認為，其一，中國的經濟表現比較強勁，即使GDP增長放緩到7%，在全球也是一個相對較快的增長；其二，中國擁有良好的國際收支記錄，經常賬戶連續多年實現順差；其三，中國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已基本到位；最后，經過了重組改革后，中國的銀行體系基本上比較趨于穩健，短期內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概率非常低。這些為利率與匯率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條件。

　　金融領域改革方面，利率、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等均歷經有年。以利率市場化為例，1996年我國就以放開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為突破口，正式啟動了利率市場化改革。

　　“早在1996年、1997年，我就參加過國務院體改委和央行召開的利率市場化專家研討會，那時大家都摩拳擦掌。”胡祖六還記得非常清楚，中國政府在資本賬戶開放上也采取了非常大膽積極的態度，當時計劃在1996年經常賬戶開放，在2000年實現資本賬戶開放。但后來遇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原定時間表便延后了。但是，此事一拖再拖，納斯達克[微博]崩盤、“9·11”恐怖主義襲擊、非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等，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適的時間窗口。

　　胡祖六表示，外部世界總是變化莫測的。目前，中國推進和完成利率匯率和資本賬戶改革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拖延改革才是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

　　減少政府預算的經濟性支出

　　財政領域改革方面，胡祖六認為，1994年的財政改革非常成功。但是過了這么多年，中國的經濟結構、國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財政體制需要進一步深化和完善。

　　具體來看，胡祖六主要從稅收、支出兩個角度進行了闡述。他認為，稅收方面，有必要進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消費者個人的稅收負擔。“以結構性減稅做一個前提，簡化稅制，降低有效稅負。”

　　“第二就是支出，政府應該減少經濟建設性支出，而大力增加社會性支出。”胡祖六舉例稱，醫療衛生和教育等都屬于政府社會性支出的范疇。

　　財政支出有經濟性支出和社會性支出。經濟性支出包括基礎設施投資支出、對經濟活動的補貼支出等，而社會性支出則與民生福利有直接關聯。

　　談到當下討論較多的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負債規模較大時，胡祖六稱，土地財政出現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和稅收并不匹配。

　　根據審計署審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已高達10.7萬億元。

　　在胡祖六看來，應該理順中央與地方在財權和事權上的關系。全國性的公共品支出責任由中央承擔，地方性的當然就劃歸地方，但同時要給地方政府相應的稅收權利。“現在地方獨立的稅收來源極其有限，預算法又禁止赤字，所以會出現土地財政、各種融資平臺等，地方政府‘必須’搞財政創收。”

　　究竟哪些公共品屬于中央政府的事權范圍？

　　“環保是一個全國性公共品，應該由中央財政負責。義務教育也是如此。”胡祖六還認為，醫療衛生、養老保險等都屬于全國性的公共服務。攝影記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