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陳莎莎

　　針對7月12日商務部正式宣布中國將同意與美方進行投資協定實質性談判的消息，復旦大學亞洲經濟研究中心、全球投資與貿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軍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該談判的三個要點，“首先，如何制定‘負面清單’將是中美投資談判的關鍵。其次，必須深入分析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位、收益與趨勢。第三，應該讓各行業的代表性企業直接參與談判和規則制定。”

　　壟斷性國企內外被逼

　　袁堂軍的著眼點在于，中美投資協定對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倒逼”作用。他分析，“中國壟斷性國企將受到最大的沖擊。”中美投資協定已經進行了9輪談判，近幾輪談判的矛盾焦點都是——中國國企改革。

　　同時，中國一旦對美國企業開放，就必然帶動對中國民營企業的開放，由此，國企、民企、外企將完全在開放、平等的平臺上，按照市場規律，自然地優勝劣汰，國企的“金飯碗”就徹底失去了保障。“國企壟斷背景的行業和企業將‘內外被逼’，包括石化、電力、電信、金融、機械制造等，將被迫加快進行國際化、市場化改革。”袁堂軍分析。對于美國，中國國企將不會得到中國政府的特別庇護，而與美國企業在同一平臺上公平競爭；對于國內的民營企業，國企同樣也失去了政府給予的“王牌”，民營企業將有機會與國企在各方面一爭高低。

　　“由此產生的對于中國利益分配格局和經濟制度的影響是根本而深遠的。”袁堂軍表示，中國壟斷性國企將受到嚴重沖擊，“而這正是中國國內經濟改革中的難點，壟斷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利益既得者不可能主動出讓利益，這就需要國際規則來倒逼改革開放。”

　　負面清單如何制定

　　中國政府如何為本國企業和國民爭取最大利益？袁堂軍認為，中國政府要爭取到最大利益，最關鍵的兩點要做好：全球價值鏈分析、企業參與規則制定。他表示，分析全球價值鏈是基礎研究，沒有對價值鏈的深入剖析，中國就無法給自己清晰定位，所謂的戰略或對策都將是盲目沖動的“拍腦袋”決定，而價值鏈分析應該包括三個方面，即價值鏈定位、收益分析、發展趨勢分析；同時，若規則制定中企業的聲音未能有效傳達，政府決策就缺乏實際的產業和市場的根基。

　　對于不同行業，制定負面清單的力度要適時調整。袁堂軍分析，首先，實體制造業要盡可能完全開放，中國十年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已經處于十分重要的中心位置，預計該部分的外資準入開放，可以促進跨國企業的研發中心等高附加值部門的參與，無疑會推動我國同行業價值鏈上下游企業的高端遞進；而對于石化、電力等壟斷行業，必須“忍痛割愛”，開放給外資進行充分競爭，只有這樣才能徹底進行行業變革，提升國家在該行業的全球競爭力；對于金融等涉及經濟安全的關鍵行業，必須嚴格要求市場準入，而電力、水利等關系公共安全的行業，國際慣例就是不對外過分開放。

　　倒逼中國經濟改革

　　中美投資協定可能會使目前上海、天津、廈門等城市的自由貿易區關于投資自由的開放政策失去一部分其先試先行的優勢，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合作研究室主任張建平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由于中美貿易協定將在全國范圍內各個行業廣泛施行，若中美投資協定先于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而實行，那么目前上海等地提出的自由貿易區將只能更側重貿易自由，而不是投資自由。”

　　之前有媒體分析，中美投資談判的意義堪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此，張建平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達了否定意見，他認為主要是三個方面決定二者意義不同，“首先，中美投資談判只是中美雙邊關系，與WTO提供給中國的多邊貿易開放平臺不可同日而語；其次，中美投資談判只涉及投資關系，而WTO談判最核心的內容是服務貿易，也就是說，投資只是WTO談判中的一個部分；最后，WTO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商務人員流動、知識產權保護、海關、檢驗檢疫等多個方面有系統性深遠影響，而中美投資協定只限制在投資領域。”

　　然而，袁堂軍則認為中美投資協定的層次超過WTO，他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中美投資協定算是全球劃時代的事件，中美BIT（中美投資協定）將倒逼中國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改革。”而對于中美投資協定與WTO的關系，袁堂軍進一步分析，“BIT是介于WTO與TPP之間的，TPP是WTO的全面升級版，BIT又是WTO框架的提升。我完全同意這是中國的‘二次入世’，并且是中國發展惟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