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非經貿關系取得了重大進展。中國對非貿易和投資規模不斷擴大。2012年，中非貿易額為1984億美元，同比增長19%。中國自2009年以來，連續四年成為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

　　近期中國國家主席對非洲的訪問、以“金磚國家與非洲”為主題的德班峰會的召開，無疑又為中非關系更上層樓增添了巨大助力。

　　在為中非關系發展的良好勢頭感到歡欣鼓舞的同時，人們也必須正視并妥善應對中非關系中的一些不和諧因素，尤其是來自非洲方面的一些“怨言”，以期中非關系平穩健康持續發展。

　　3月11日，尼日利亞央行行長薩努西在《金融時報》網站發表題為《非洲須現實地認識與中國關系》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各界廣泛關注。薩努西認為中國是非洲的伙伴，也是非洲的競爭者。他將中非關系描述為一場婚姻，“每段戀愛關系開始的時候，雙方都看不到對方的缺點，隨著障礙物的消失，就會看清對方的本質。”

　　對中國在非洲所為，薩努西頗有一些偏激之辭，比如認為“中國拿走我們初級產品，把制成品賣給我們。這也屬于殖民主義的性質”，“非洲現在是在心甘情愿地張開雙臂擁抱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

　　薩努西所言當然頗為片面，但值得注意的是，類似言辭原來多從歐美媒體發出，近年來已越來越多由非洲本地高端人士宣諸于口。南非總統祖馬此前也曾于達沃斯峰會等場合高調倡言，非洲不能滿足于做原料出口者，而應該“用我所造，造我所用”。

　　對于非洲方面的疑懼，我們應該抱有同情心之理解。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對非合作工具箱并非橫空出世，而是源自于改革開放之初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經驗得失。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曾大力推進以能源、資源出口獲取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以補償貿易換取先進設備，如當時的一篇評論員文章所指出的那樣：“油田的建設將用石油來償付，煤礦的建設將用煤炭來償付，工廠的建設將用這個工廠出產的產品來償付。”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曾同樣面臨類似的焦慮與爭議，一些舉措動輒招致“喪權辱國”之譏。比如中國煤炭開發總公司與美國石油大王哈默簽訂的山西安太堡露天煤礦開發協議在當時就頗具爭議——要鄧小平本人加以某種意義上的“背書”方才順利推進。

　　結果的合理證實了后置性觀察視角中的程序和工具正義。雖然迄今仍有些許爭議，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使得以資源和市場換技術的正當性大體得以確認。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成功經驗”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非洲復制。

　　有權威的負責任政府、穩定的投資環境、攫取性利益集團尚未形成、相對成型的工業體系、基本的基礎設施、有技能的勞動力，等等，這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所具有的起始性條件，在不少非洲國家往往付諸闕如。面對一個攫取性體制，巨額貸款和援助能否真正與民福祉？援建項目會否變相成為政績工程？來自能源和資源出口的收益能否用于再投資？如果對外開放未能成功復制“中國式成功”，而只是在當地催生了新的利益集團或維系了舊有的壓迫性政權，則我們的所作所為在另一套后置性評估話語體系中自然也可以另有一番解釋邏輯：我們所以為的造福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反成他們眼中的基建與資源之“互聯互通”，甚至是披著援助的外衣行掠取資源之實，所謂新殖民主義之譏亦由此而起。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行事原則，欲相處融洽，本就殊為不易。而我們一些央企和民企身上的“痼疾”則令情形更為復雜。一些央企所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容易招致對方精英層民族主義的反彈，而民企所牽連的裙帶資本主義則容易引發來自底層民粹主義的攻訐。

　　此外，不干涉國家內政，不等于沒有是非觀念。和那些壓迫性攫取型政府做生意，簽署長期合作協議，適足成為批評中國“唯利是圖”者的口實。且一旦反對派上臺，容易陷入尷尬之局。近年來，中國在新興市場國家投資屢陷被動之局，與此有著莫大的關系，不可不早為改弦更張之計。況且年輕一代的非洲執政者多有在歐美國家游學的經歷，對法治市場經濟的理念浸淫頗深，也深表認同。如何與新一代領導人在理念和語境上達成契合，對中國朝野而言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與此同時，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合作中，不宜過于強調所謂地緣政治戰略，而要信任國際市場。以保障能源供給為例，國與國之間能源合作協定之根本目的是為了穩定供需，并做大整個國際市場的供應量。而其交付價格必然以國際市場價格為準，政治因素的摻雜往往放大商業風險，給一些國家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的機會，趁機提高要價，徒增額外負擔。

　　歸根結底，政治的歸政治，市場的歸市場。援建歸援建，商業歸商業，可以有連帶效應，但之間的利益區隔應當明晰。謹守分際，遵循規則意識、法治精神，方為對非投資長治久安之途，亦是中非經貿可持續發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