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君
盡管迫于各種壓力的各部門相繼公開了三公支出數據,但由于數據間的差異太大、機構的解釋不清晰、相關監督機構沒介入等原因,公眾的質疑聲此起彼伏。就公眾關心的數據到底有沒有可信性,哪個部門應該負主要責任等問題,《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了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李長安。
公開的數據沒有意義
《中國經營報》:自國務院要求中央98個部門公開“三公”支出以來,截至7月19日,迫于各種壓力,共有45個部門公開了經費預決算。但公布的結果令人詫異,部委單位的三公支出差異太大,許多數據令人費解,這些數據的真實性能不能保證?
李長安:有些數據確實讓人疑惑,比如從2010年公務接待費決算數這一項來看,最高的中科院為9995.5萬元,最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僅為5.84萬元,兩者相差1711倍。為什么差距這么大?再比如住建部作為國務院一個較為重要的部委,2010年公務接待費僅為26.07萬元,近期處于輿論旋渦中的紅十字會2011年公務接待費預算僅為3萬元,這些數據可信嗎?
除了真實性問題,我認為這次公開三公支出數據的最大問題是缺乏統一的口徑,數據與數據之間沒有比較,公眾不知道這些統計數據的口徑是什么,不知道公布的數據是部委本身的支出還是包括攤派到下一級單位的支出。比如大家質疑比較多的水利部的公車支出近億元這個數據,到底是水利部一個部委的公車支出,還是包括水利部下屬機構的公車支出,公眾不明白。
《中國經營報》:有專家認為這些數據之所以導致質疑是因為公布的不夠詳細。比如沒有公布各單位在職人數,這是個最基本的數據,沒有它三公支出數據根本沒什么意義。也沒有公布三公支出占行政支出的比重和占整個財政撥款支出的比重,從這個比率才能看出三公支出是高還是低等問題。除了目前公布的數據,你認為三公支出還應該公開什么數據?
李長安:我認為不只三公支出,所有的財政收支都應該公開,這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里也有明確的規定。現在公開的只是一個籠統的數據,沒有任何明細,公眾根本無從得知這些錢到底花在了哪里,更不用說什么時間什么人花的。所以我認為各部委公布的這些數據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如果僅僅就三公支出而言,至少還應該公布按照支出功能分類編制三公支出預決算表,這樣才能反映政府各項職能活動中三公支出的多少。還應公布三公支出的編制原則和控制標準,這樣才能分辨預算編制本身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是要對三公支出的各項做明細說明,比如因公出國有多少次組團,多少人次,主要是參加什么活動;公務車購置和運行費中購置費是多少,運行費是多少,有多少臺車,均價是多少;接待費中接待來訪花費多少,業務工作花費多少等等。
人大應負主要責任
《中國經營報》:公眾多在質疑目前公開三公支出的合理性,但又不明白到底什么樣的三公支出才是合理的,我們如何判斷三公支出是否合理?
李長安:我們國家在合理的三公支出問題上確實模糊不清,理論上和技術上都模糊不清。
我個人覺得可以從三個方面判斷三公支出是否合理:第一,比照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國香港和日本在這方面的支出比例都可以作為參考;第二,應該把支出和部委的職能掛鉤,這樣才能確定是否合理,不能所有部委的三公支出都相同比例,有些部委可能公車消費高,有些可能公務接待高,不能同一而論;第三,看部委用三公支出做了什么事情;公車是不是真的公用了,招待費是不是真的出于工作需要等。
但不管什么標準,三公支出都是越少越好。
《中國經營報》:按理說, 2011年5月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三公支出在6月底就應該公開,如今一個月快過去了,還有一些機構的數據遲遲沒有與公眾見面。而通過你剛才的分析來看,已經公開的這些數據意義也不大,我們到底應該怎么樣規范三公支出?公眾指出了這么多三公支出數據里的不合理之處,除了少數被質疑的機構解釋外,并沒有專門的機構為此事負責。
李長安:我覺得相關部門沒有考慮公開以后應該怎么辦,僅僅是為公開而公開。比如中科院的天價公務招待費,既然公眾質疑,就應該立即有相關的監督和問責機構跟進,必要時司法可以介入。
我個人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對此事負責。人大應該起到質詢和問責的作用,應該給全體納稅人一個交代,錢是怎么花的,用在什么地方了等,我們缺乏必要的監督途徑。另外,審計署也應該對三公支出的公開負責任,至少應該保障數據的真實性。
《中國經營報》:中央政府對包括三公支出公開在內的財政公開是否有一個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
李長安:我覺得包括三公支出公開在內的財政公開做得太不夠,目前既不規范也不科學,也沒有統一,但這些問題都不是因為制度缺失。我國政府早在2008年就制訂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其中特別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公開財政預算、決算報告,不久前也有關于建設透明政府的規劃,但這些條例和規劃并沒有被嚴格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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