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各國同意深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匯率警察”的角色，但由于無法找到共同立場，始終未能就具體協議達成共識。各國政府不得不將“和平”的訴求交付下個月在韓國首爾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貨幣戰爭”爆發，最終將導致全球貿易戰，甚至危及全球金融體系。

　　1 背后：美元貶值

　　在主導本次IMF和世界銀行年會的匯率議題上，全球主要經濟體開始逐漸劃清戰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將匯率失調歸咎于他人，而新興經濟體則指責正是美國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熱錢涌入并使得全球匯率體系失衡。

　　正如IMF總裁卡恩所言：“人民幣幣值重估不應當被他國政府當作掩蓋本國問題的遮羞布。尋找替罪羊總是容易的。”

　　這場“貨幣戰爭”背后不可忽視的主導因素便是美元貶值。作為首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多樣而隱蔽的方式，例如通過美國國債交易影響市場利率和貨幣供應，或者通過壓低基準利率影響美元匯率水平。

　　近幾個月來，對于美聯儲將再度擴大貨幣供給，從而進一步降低短期美國公債收益率的預期，已經對美元構成壓力，并推升了歐元、日元和其他新興市場貨幣。這迫使一些國家政府采取應對措施。

　　巴西財長曼特加10月9日表示，“零利率和急速擴張的貨幣政策雖然旨在刺激國內需求，但也導致貨幣貶值。因此發展中國家將繼續積累外匯儲備從而避免“波動與升值”。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本次年會期間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美國的利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新興市場國家是貨幣政策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套息交易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由于資本流入而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面對的升值壓力。

　　巴西前財政部長佩德羅·馬蘭(Pedro Malan)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認為，美元低利率套利交易是導致新興市場貨幣升值壓力的主要原因。

　　俄羅斯副財長潘金(Dmitry Pankin)在年會上表示，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將對有關貨幣控制的任何尖銳評價予以強烈抵制。潘金表示，四國已經達成一致立場，認為匯率本身并非問題所在，而只是儲蓄意愿和投資意愿等更深層問題的結果。

　　2 結果：沒有贏家

　　越來越多的國家正試圖通過本幣貶值來增加出口競爭力刺激經濟增長。盡管目前各國干預匯市的行動還比較節制，但仍有一觸即發的危險。歐盟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雷恩表示：“現在并未發生貨幣戰，但從競爭性不升值或競爭性貶值的層面看，顯然情況在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貨幣戰爭”真的發生，估計也會在2011年美聯儲明確將在多大程度上采取進一步量化寬松政策之后。如果有跡象顯示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措施較為節制，外匯市場仍可能走穩。

　　從一定意義上說，當前的“貨幣戰爭”更像是以貨幣名義進行的現代貿易戰。由于本次危機后，出口貿易成為世界各國恢復經濟增長的命脈，而各國無法直接利用關稅保護本國商品，貨幣貶值成為增加競爭力的重要擋箭牌。

　　然而盡管貶值能夠促進出口，但也會損害貿易伙伴的利益，后者可能會同樣采取貶值的策略。而貨幣戰爭的“輸家”則會先發制人地發動貿易戰，試圖通過建立貿易壁壘等方式再度尋求貿易優勢。

　　一旦這場多國博弈的“貨幣戰爭”爆發，各國將在以牙還牙、針鋒相對的行動中陷入惡性循環。全球經濟恐怕也將滑向一場貿易保護主義的“混戰”，最終的結果將是集體潰敗。

　　曾成功預測信貸危機的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魯賓尼(Nouriel Roubini)近日也表示：“我們正處在一個所有人都希望貶值的世界中，但所有貨幣都貶值的情況是無法均衡的。貨幣干預戰最終將導致貿易戰。”

　　這場“戰爭”的影響力也遠遠不止在貿易層面上。貨幣經紀商也可能會像2008年那樣陷入困境而損失慘重。他們的損失又會進一步波及全球金融體系的其他領域，后果不堪設想。

　　正如韓國企劃財政部長官尹增鉉指出的那樣，各國若相互合作，可取得更好成果，若互不信任，只顧追求自身利益，將會一起面臨“最糟糕情況”。

　　3 解決：亟待全球協作

　　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已證明了這一“最糟糕情況”。當時為了應對大蕭條以及保護美國的工作機會，美國通過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大部份進口產品的關稅，從而引發貿易戰爭，加深了全球經濟衰退。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再強調，在1929年股市的大崩盤之后，世界各國如果不是采取了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或許我們就不會陷入上世紀30年代慘不忍睹的大蕭條。

　　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呼吁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問題，避免重蹈30年代大蕭條時期各國采取損人利己策略的錯誤：“歷史證明，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政策是沒有出路的。如果我們陷入紛爭或者陷入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那我們就可能重復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所犯的錯誤。”他表示，各國政府當前有關匯率問題的爭執將打擊投資者信心，不利于私營部門參與到世界經濟復蘇之中。

　　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會議期間稱：“我們希望(貨幣)和平而非‘戰爭’。”法國央行行長諾亞(Christian Noyer)也表示，全球各國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培育市場信心，而不是發起貨幣戰爭。”他指出，過度的匯率波動性會對經濟增長造成損害。

　　與此同時，卡恩呼吁各國不僅要在口頭上溫和措辭，更要采取具體步驟：“語言是無效的。語言無法改變事態，必須要采取具體政策。”

　　4 后續：匯率問題或主導G20峰會

　　雷恩也呼吁，世界各國貨幣政策需加強協作以避免匯率大起大落，并實現更均衡的經濟增長。他認為，這種協作可以在IMF或G20的框架中進行。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上周五表示：“我們確實需要走向更加市場化的、反映基本面的匯率機制，G20和IMF應該發揮作用，幫助實現這一目標。”

　　由于很難找到共同立場，各國政府在本次年會上同意由IMF充當“匯率警察”的角色，制定相關報告以說明一國政策如何影響他國。這些研究將主要集中在美國、中國、英國、歐元區。

　　卡恩表示：“對這份溢出效應報告的討論已進行數月，現在已成為我們‘工具箱’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IMF總裁卡恩上周五還提出一項名為“系統性穩定”的倡議。依照該倡議，IMF將在多個領域進行協調以緩和“貨幣戰爭”的緊張狀態。但在IMF會議結束時，他提出了更為狹義的做法，即IMF將會把重點放在加強對成員匯率政策的審查上。

　　不少官員支持IMF在匯率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也認為IMF采取行動的能力較有限，因為該組織不能強制成員接受其觀點。有官員建議IMF應在G20會議中繼續扮演建議性的角色。

　　匯率問題很可能會成為下個月在韓國首爾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的主導議題。如果各國之間的分歧在首爾峰會上仍無法得到調解，將標志著G20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形成的統一戰線破裂。

　　人民幣續創新高 “匯率戰”影響復雜

　　對匯率的討論已成為各國交流的一大重點，人民幣則遭到“被壓低”的指責。周一，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創下匯改以來新高6.6732，而國際市場美元昨日有小幅反彈。

　　“匯率戰”對人民幣影響復雜

　　本周開盤，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6.6732，比前一交易日上漲了近百個基點，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昨日NDF一年期美元兌人民幣報6.4365，刷新2008年7月以來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