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引發了很大關注。這項調查研究發現，中國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元，與2005年的測算相比，擴大了近1倍。研究認為，“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嚴重扭曲了國民收入分配。

　　■ 嘉賓簡介

　　葉檀，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財經評論專欄作家，著名經濟評論員，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國青年領袖，每日經濟新聞主筆，解放日報評論員，南方周末、FT中文網等媒體財欄作家，央視財經頻道、第一財經特約評論員。已在《每日經濟新聞》、《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刊雜志發表大量評論文章，每周數次在電視臺財經頻道客串點評經濟新聞，也出版過歷史方面的書籍。主要從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等領域寫作。

　　近日，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引發了很大關注。這項調查研究發現，中國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元，與2005年的測算相比，擴大了近1倍。研究認為，“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嚴重扭曲了國民收入分配。

　　一場有關收入統計數據的大論戰已經拉開架勢。屢受詬病的國家統計局是挑戰方，擁躉眾多的王小魯是應戰方。這場爭論既是國家統計局為捍衛尊嚴而戰，也是學者面對挑戰為捍衛尊嚴而戰，更是直面中國灰色收入、尋租空間的一次契機。

　　對隱性收入達成共識

　　對于灰色收入的討論，事實上是對于我國權力與市場邊界的一次厘清。在隱性收入與灰色收入的背后，是中國是否存在市場化與權貴的系統性結合，是中國市場究竟離法治有多遠的系統討論。

　　感性的抱怨如果不能建立在系統的數據與嚴密的邏輯分析之上，就會流于家長里短，更有甚者，會被虛假的數據推向不可測的浮夸方向。中低收入階層基于直觀認識所得出的結論，將與權威部門發布的數據、觀點產生巨大的落差，階層的壁壘因此建立。文化的認同感因此被撕裂，無法找到在獨立法律庇護下的公平博弈平臺。

　　8月24日，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發表署名為王有捐的文章《也談城鎮居民收入的統計與調查方法——— 與王小魯博士及其課題組關于調查推算方法的商榷》，對媒體記者采訪王小魯博士撰寫的報道《不應回避的灰色收入》一文作出回應。8月25日，國家統計局網站再次刊發施發啟《也評王小魯博士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文章，對王小魯的數據樣本、推算方法以及推算結果提出全面質疑。

　　雖然國家統計局網站注明僅代表專家個人觀點，由于兩位作者的特殊身份——— 王有捐為國家統計局城市司住戶處處長、施發啟任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社會資金處處長——— 以及國家統計局在官方網站先后隆重推出，說二者的觀點代表國家統計局的立場并不為過。

　　有沒有灰色收入并非一個學術問題，更多的是良知的界定。我國客觀存在的巨大的奢侈性消費、投資與灰色收入有草蛇灰線的關系。討論的前提是，爭論雙方都承認有可能低估了隱性收入。

　　無論是王有捐還是施發啟，均含蓄地承認了隱性收入甚至灰色收入的客觀存在。王有捐表示：王小魯博士的有些觀點我是贊同的。如在目前我國居民收入調查中，由于人們對隱私權更加重視，一定程度上確實存在著漏報和少報情況，高收入群體也較少進入調查樣本。王小魯博士使用的調查方法，如利用居民主要支出的數據來驗證收入數據也有可借鑒之處。王小魯博士對灰色收入的測算方法盡管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但是，其采用居民家用汽車、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銀行存款等外部相關數據對我國常規住戶調查居民收支數據進行驗證的方法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模式，值得借鑒。

　　施發啟在署名文章中稱，目前，我國居民收入是根據城鄉住戶調查資料推算的，受高收入戶配合程度低、樣本代表性不夠強等因素的影響，住戶調查數據可能存在低估的情況，因而城鄉居民收入也有低估的可能。但由于缺乏更可靠的資料，很難判斷居民收入低估的程度，這也是國內外統計部門共同面臨的一個難題。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能否有恰當的方式使低估的隱性收入與灰色收入浮出水面。否則，我們將只能停留在咒罵式的發泄上，而對于促進更公平的市場經濟社會毫無裨益。

　　恰恰在這一關鍵點上，雙方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撬開高收入者的鐵口

　　王有捐、施發啟認為王小魯的樣本量過小、過于主觀，無法得出客觀結論。而國家統計局組織的常規住戶調查有嚴密的科學依據。

　　應該承認，國家統計局多年所做的常規住戶調查是國家統計局的重要成果，比房價等數據要準確得多，也正因為如此，雙方在中低收入方面的結論趨于一致。但是由于高收入階層不愿意透露真實的數據，而隱性收入與灰色收入如果得不到高收入階層的真實數據，將走進死胡同。王小魯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測算高收入者的隱性收入與灰色收入這一方面。

　　此時王有捐先生大段重復我國現行城鎮住戶調查的原則與技術是無關大局的，即便按照隨機抽樣原則，在全國抽選了476個調查市縣的65000個調查戶進行居民收入與消費調查，即便調查市縣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確定，我們仍然無法判斷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數據是準確的。這正是國家統計局的硬傷，開發商上報房價數據與待售數據，會出現遠離常識的情況，同樣，由記賬戶自己記錄收入與消費數據，也難免出現偏差。尤其是高收入階層，將出現系統性的瞞報風險。

　　王小魯探索的是另一條途徑，即社會學的實地調查，由專業人士對熟悉群體的家庭收支進行調查，并且附加了約束條件，以消除被調查者的戒心。

　　問卷采取無記名方式，在調查開始前向受訪者提供了調查結果只用于研究的承諾和樣本數據保密承諾。在調查方法上，采取了若干降低調查敏感度和有利于獲得真實數據的措施。例如，關于調查目的，主要強調研究消費結構而不是強調研究收入水平；在問卷設計上，先問消費問題后問收入問題，先問具體分項后問消費和收入總額。在收入來源方面，問卷只要求回答簡單的收入分類(包括工資性收入、兼職和勞務收入、實體經營收入、金融投資收入、財產性收入、知識產權收入、各類轉移收入、和未包括在以上各項的其他收入)，不要求回答具體收入來源。在訪問結束后，要求調查員填寫他們與受訪者的關系，以及他們對問卷調查結果可信程度(包括可能的偏差方向和偏差程度)的個人估計，作為問卷的參考信息。在問卷完成后，做全面質量檢查。

　　顯然，靠4195個有效的樣本家庭無法反映高收入階層的全貌，王小魯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只能對現有統計樣本收入數據的系統性偏差給予校正”，“不適用于直接推算城鎮居民總體收入分布”。該項研究沒有推算城鎮居民的總體收入情況的雄心，只著眼于消除“系統性的偏差”，也就是高收入階層普遍存在的瞞報情況。

　　王小魯的樣本根據被調查者記憶進行一次性的調查登記，所以，王小魯表示，隨機性誤差可能加大，但系統性偏差反而減少，因為被調查者最大限度地失去了造假的動機。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規中矩，調查方式也符合國際慣例，卻并不適應中國的國情與文化。高收入者恐懼于富不過三代的威脅，以及秋后算賬的陰影，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統計數據隨機性誤差縮小，而系統性的大規模的造假反而出現了。

　　對恩格爾系數、對于外部數據是否嚴謹的討論正是在上述框架下進行。國家統計局本該針對高收入人群制訂一套專門的統計方法，以采集盡可能準確的數據。但統計專家的質疑顯示，他們不愿意給王小魯的研究打優，卻也提不出更好的辦法。就像稅務部門要求個稅主動申報一樣，采取守株待兔的辦法，這顯然無法讓我國的統計制度、稅收制度更加完善。

　　由于王小魯的研究，出現了令統計局專家更加鬧心的結果，那就是所有的宏觀統計數據都有重新調查、更正的必要，相當于全面質疑統計局的數據。

　　施發啟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直接表示，王小魯推算的收入數據過高，理由是目前的數據無法納入統計局的宏觀數據框架。

　　原文如下：根據報告中的模型法推算結果，200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54元，是我局相應數據的2倍左右；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為23.2萬億元，比我局按城鄉住戶調查放大推算出的全國居民收入高出9.26萬億元，比2008年全國資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5.3萬億元。我們認為，這一推算結果明顯高估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如果采用報告中的計算結果，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 D P的比重將達到73.9%，占當年國民可支配總收入比重將達到72.6%，而當年全國財政收入占當年G DP比重為19.5%，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比重為21.3%，按此推算，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僅為6.1%，這一結果明顯是不合理的。

　　對此質疑，王小魯說，他算的那個73%，是基于一個不合理的假設得出的，恐怕不能作為論據。言下之意很清楚，對不起，恐怕你的GDP數據也不那么靠譜。

　　擊破灰色收入的魔咒

　　一方認為灰色收入很高，另一方則認為收入被高估，兩組數據背后，是對于中國經濟現實完全不同的判斷。王小魯認為，中國的灰色是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產物，而國家統計局的專家則不愿意直面制度性弊端，只滿足于自己的數據辯解。我只能說，前者是個有社會情懷的學者，而后者是制度內的專家。

　　很難相信，這樣的語句會出現在統計報告中，但確實出現了。權力一旦與資本相結合，就將逐步取代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演變為壟斷性的權貴資本主義，導致越來越不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越來越低的經濟效率、越來越尖銳的社會沖突。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那種平等競爭、積極進取、全社會奮發向上、經濟迅速發展的局面將不復存在。這種與資本結合的權力結構，最終會將社會引向發展的停滯，導致嚴重危機。

　　按照王小魯的統計，在各自包括了隱性收入后，2008年比2005年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增長了69.3%，與名義GDP的增長幅度接近于同步。居民收入增速快，卻極不均衡：如果將各收入層家庭按10%分組，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統計則只有9倍。按城鄉居民家庭10%分組，最高10%與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統計只有23倍。如按官方統計數據計算(不包括隱性收入)，這一數字只上升了57.4%，遠遠滯后于GDP的增長。這正是社會矛盾爆發的火山口。

　　不僅如此，王小魯還列舉了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公共投資與腐敗；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壟斷收益的分配。應該說，作為報告中較為靠后的部分，對于灰色收入來源的分析，并沒有詳盡的調查數據作為支撐，而更像是一個具有社會關懷的學者難以抑制的憤怒與感慨。但是，即便是體制內的學者也不能不正視灰色收入，就像他們不得不看國家審計署的報告一樣。正視灰色收入并非仇富，而是為了讓更多的國民擁有自己的產權，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近兩年對于國家統計局數據的質疑越來越多，這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公眾對于畝產萬斤歷史的深刻反省，對于統計局房價荒謬數據所顯示出的數據傲慢，以及對于商品房空置率不作為的憤懣。

　　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需要完備的數據支撐，撇開其他痼疾不談，統計數據的真實應該是第一要義。政績數據、假話數據屢禁不絕，與三聚氰胺奶粉屢屢卷土重來一樣，是一個社會信用病入膏肓的典型癥狀。這既有官員與個人自保的因素，也有制度性的錯誤激勵因素，更有法律不獨立的因素。

　　在這場爭論中，王小魯表示，目前的統計偏差基本上是客觀因素導致的，特別是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當然不能由統計局來承擔責任，因為這是制度不健全導致的結果，但確實給統計工作帶來了很多困難。過多地指責統計局意義不大，以正確的激勵機制建立信用體制才是關鍵，即便是最偏執地提出腐敗促進效率的人，即便是狂熱地為G D P增長叫好的數字至上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真實的而非正確的數據，才能得到更大的社會效益。

　　王小魯的研究在虛假數字泛濫的時代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看到追求真實數據的可貴努力。如果我們無視越來越響亮的怒吼，如果我們滿足于當心滿意足的駝鳥，也許我們可以躺倒在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功勞簿上閉目塞聽。

　　中國正處于前后三十年的十字路口，邏輯與數據上的自圓其說，無法增添改革的動力。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才是改革的基礎。通過調研產生的真實數據正是直面社會的艱苦努力。不僅王小魯，還有許多學者在工業數據、在就業率等方面，進行認真的調查問卷，向他們致意。 □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