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華社記者 葉書宏

　　跨國公司涉華賄賂案近日不時見諸報端：先是美國不干膠巨頭艾利·丹尼森公司自曝在華行賄被美國證監會罰款20萬美元，后有美國司法部披露美國控制組件有限公司向中國9家企業行賄�？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向前追溯，跨國公司在華賄賂事件近年似乎不曾離開人們的視線：“沃爾瑪案”“朗訊案”“德普案”“IBM案”“西門子案”“大摩案”……幾乎每年有新案發生。具有相對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以及規范財務規章制度的跨國公司，為何頻陷在中國的“賄賂門”？其危害究竟有哪些？

　　商業倫理

　　不敵“潛規則”

　　談起跨國公司在華賄賂，曾經在兩家跨國醫藥企業供職的周女士對記者說：“這好像是行業的潛規則。”

　　她透露，一些跨國公司常常請客戶出國參加學術會議，順帶安排一些旅游，公司有時并不直接出面賄賂，而是間接或變相要求它在國內的分支機構或經銷商實施賄賂，甚至可能給經銷商施加壓力，讓經銷商提供回扣，公司事后可以說，這是經銷商的個人行為。

　　周女士長期從事醫藥銷售行業，對于醫藥行業的回扣等行為，她感覺“有些行為還是不可避免”。她說，跨國公司面臨的競爭非常激烈，主要來自國內品牌。一些國內企業在跨國公司產品專利過期后，通過低成本仿制，營銷手段上靠回扣贏得優勢，迫于母公司的業績壓力，一些子公司不得不變相給回扣，這也算是潛規則吧。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跨國公司在華賄賂的行為主要目的還是獲得訂單、贏得業務，但也有些大企業從長遠考慮，試圖通過賄賂等不正當手段打擊或者消滅市場上潛在的競爭對手，從而贏得市場壟斷優勢。

　　正是由于巨大的商業利益的誘惑，才使得諸多跨國巨頭在“潛規則”面前失去道德和法律約束。以西門子為例，美國司法部相關法庭文件顯示，2002年至2003年間，西門子在華行賄2500萬美元，以此獲得總額達8.38億美元的高壓輸電項目合同。

　　中國并非個案。在跨國商業賄賂問題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兼有之，而后者是重災區�！都~約時報》援引美國證監會官員的話說，西門子的賄賂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委內瑞拉等發展中國家。美國司法部網站資料顯示，2000年以來，美司法部查辦違反《海外反腐敗法》的案件絕大多數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管理學院張銳教授長期研究跨國商業賄賂問題。他解釋說，發達國家國內對商業賄賂處罰力度大、金額高，正是懾于發達經濟體的嚴刑峻法，跨國公司如今已經將商業賄賂的主戰場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

　　對本土產業打擊尤其嚴重

　　當今，發展中國家正面臨著產業升級和完善市場秩序的雙重任務，而跨國公司的商業賄賂行為，不僅會阻礙本土產業的升級之路，而且會使正在培育中的市場環境更加惡化。

　　有專家指出，相比于本土企業，跨國公司本來就具備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優勢，如果再使用不正當競爭手段，市場資源會過度流向跨國公司，本土企業所擁有的市場不斷被蠶食，本土產業也就在無形中受到排擠和壓制。

　　據分析，我國近七成達數億美元的高端醫療器械市場被發達國家公司瓜分，CT等醫療設備市場主要集中在通用、西門子和飛利浦等外資公司手里。一位業內人士說，在醫療器械行業，約兩成利潤被用來打點關系已經是行業里不爭的潛規劃，“西門子賄賂案只是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客觀地講，中國某些領域存在國貨逆向歧視的問題，也就是說同等條件下，不是“國貨優先”，反而是“歡迎洋貨”。梅新育對記者說，這種不正�，F象的原因多種多樣，質量差異是一方面，回扣、出國考察等誘惑在內的商業腐敗也是重要原因。

　　公平透明的市場有利于競爭者開展良性競爭，例如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產品成本以及技術創新等。而一旦跨國賄賂成為商業潛規則，市場秩序被破壞，價值規律被扭曲，本土企業競爭力和創新積極性受到削弱，消費者將承擔更高的商品價格，而商業賄賂造成的市場秩序混亂現象也將進一步加劇。

　　跨國賄賂

　　界定難調查難

　　中國關于懲治商業賄賂的法律和措施不可謂不嚴厲，但跨國公司涉華行賄事件接二連三發生，整治這些行為難在哪里？

　　從技術層面看，反跨國商業賄賂面臨“界定難”“調查難”的問題。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程寶庫認為，目前我國的法律對于商業賄賂的構成和方式沒有清晰界定，對于商業賄賂的手段列舉也不全面。比如，目前一些企業行賄形式花樣百出且采取了更為隱蔽的通過“中間人”行賄的方式，借此來規避調查和制裁，這就要求進一步完善法律。

　　“中間人”公司的參與，加大了案件調查的難度。據介紹，整個交易過程具有高度的保密性，與跨國公司合作的“中間人”公司具有很強的反審計能力，國內或國外的審計機構對此無能為力。即使事情敗露，責任也會由公關公司承擔。

　　梅新育認為，如果行為主體是國內企業，紀檢監察部門調查的難度和成本較小，但是跨國調查的難度比較大，首先對方國家不一定配合調查，即使同意配合調查，調查周期和經濟成本也很高，這使得跨國商業賄賂風險降低。在中國商業賄賂案中，有60%至70%與國際經貿有關就不奇怪了。  

　　新聞觀察

　　研究顯示，在中國和美國進行同等數額的商業賄賂，在美國給予的處罰是中國的100倍

　　反商業腐敗

　　中國缺嚴法

　　在中國市場的違法成本太低，是外資企業商業腐敗增多的重要原因。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即使出事暴露，受到的處罰很輕，相對于腐敗收益來說是完全值得的；二是法律法規缺失，難以監管和懲罰各種商業腐敗行為。

　　比如，《刑法》中只有賄賂的概念，而沒有明確商業賄賂的概念。這意味著，中國的《刑法》只能打擊向政府公務員進行賄賂的犯罪，而且對于賄賂手段的界定也只限于“一定數額的財物”。這實際上為商業行賄者提供了很大的空子。研究顯示，在中國和美國進行同等數額的商業賄賂，在美國給予的處罰是中國的100倍！

　　在全球各國中，對于本國企業在別國商業腐敗行業的懲處中，最有威懾力的法律是美國的《海外反腐敗法》。美國于1977年開始實施《海外反腐敗法》，該法律規定，為獲取或保有商業利益而賄賂外國政府官員屬于犯罪，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賬目必須清楚準確，還要實施內部監控，以免財產轉移以及公司資金的不當使用。這一法案根本性地改變了美國海外商業行為規則。據報道，到80年代初，有450多家美國公司向美國證交會承認，他們在國外對外國政府官員進行過行賄，總額高達30多億美元。在這些公司中，竟然有超過100家公司都是“財富500強”的成員。

　　有了反賄賂全球化的基礎，《海外反腐敗法》的威力大大增加�，F在，跨國公司海外行賄的代價增大。如果行賄公司是上市公司，將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罰款、上黑名單甚至摘牌。比如，紐約股票交易所已經準備對力拓在華賄賂行為進行調查，使其市值大幅縮水。此外，受到OECD國家的聯合抵制，生意和信譽雙雙受損，這樣企業不得不衡量得失問題。

　　從我國目前的立法狀況看，我國不僅沒有《海外反腐敗法》，連涉及國內的《反商業賄賂法》和《反腐敗法》等專門法律都沒有。雖然在1993年公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有一定程度的規定，《刑法》也規定行賄罪最高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但在司法實踐中，我國法律法規對商業賄賂缺乏具體的司法解釋，特別是商業賄賂花樣繁多，因此實施的效果并不好。

　　實際上，立法上的諸多缺失，正是中國“新興＋轉軌”經濟的特點之一。中國如果要最終有效地抑制本國的商業腐敗，必須要補上立法這一課。只有實行嚴刑峻法，使得企業的商業腐敗成本達到足夠大的程度，才能有效阻止企業的商業腐敗沖動。(原載《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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