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東小鎮免費維權路茫茫 8億農民消費環境堪憂

　　姜鏘

　　冀東小鎮的維權事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縣林南倉鎮是個典型的冀東小鎮。

　　3月11日，周六，是林南倉高中放假的日子,高中二(8)班的孟慶龍花60元買了一雙“啄木鳥”運動鞋.“才60塊。假貨？沒關系啊，反正壞了還可以換的。”去年夏天,他在同一個店買了雙“派東斯”運動鞋,沒穿一個月鞋底就掉了,“老板給換了一雙，穿到現在還沒問題。”他現在很信任那個老板。

　　孟慶龍和他的同學并不覺得現在假貨多：“食品倒是沒見多少過期的，買了假的去換個好的就可以。誰會去索賠呢？”

　　“遇到了事，能忍的就忍，真的不行了找我去調解一下，實在沒辦法了才去找工商所的。”31歲的丁國順自稱從1994年起就免費為村民代理維權，現在在當地是個“維權明星”。

　　12村的孫福和就是丁國順曾經幫助維權的對象之一。

　　2005年秋播時節，孫福和從個體工商戶張望手里買了一袋化肥，撒了一兩天之后，老孫的手和腳開始起大大小小的水泡，奇癢難受。老孫跑了五趟，張望那邊還是沒反應，無奈之下找到丁國順，丁直接打電話打到了縣農業局和工商局的領導。在工商部門的干預下，最終雙方的和解結果是：張望另給老孫一袋化肥了事。老孫在吃了幾片藥之后水泡消了也就算了。

　　“他就是喜歡給上面領導打電話，縣里的、市里的、工商局的、農業局的領導他都打。” 玉田縣消費者協會秘書長馮小讓認為丁國順就這個“法寶”，“沒什么特別的。”

　　事實上，丁國順似乎也明白訣竅之所在，他知道自己不是“萬能”的：“是明星又怎么樣呢？人家還是不賠。還是要靠工商所，農業局他們，靠領導。”

　　工商所8個人負責查150個村 平均720個農民中有1人投訴

　　在日前公布的“十一五規劃”以及年初的中央第8個一號文件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被重點提出，成為國家戰略。而另一方面，在城市消費環境日益改善的今天，8億農村市場卻存在日漸淪為消“廢”品市場的危險。《農村消費及消費環境狀況調查報告》顯示：52.1%的農民認為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產品質量問題，種子農藥食品已經成為農村市場存在問題最多的三大領域。

　　而按照丁國順的統計，僅有1%的農民的曾經投訴過產品質量問題，大多數農民對于消費者維權還不敏感。

　　玉田縣工商局經濟檢查科科長高青山的統計資料顯示：這座65萬人的冀東中等縣2005年全年收到投訴900起，處理480起，查處假化肥假種子各2例。這些數字的背后隱藏著這樣的事實：玉田縣每720位農民當中才有一位去年曾經投訴過，每32萬農民中有一戶遇到過假化肥假種子的情況。

　　“現在制假售假的情況少多了，市場秩序變好了。”高科長認為這是主要原因，“我們查處的力度還是可以的”。

　　而在農村，人們對于假冒偽劣投訴極少的背后，還有這樣一個難言之隱:“好多人就是專挑假貨買,假貨便宜.”馮小讓認為,這也是農民“對假貨忍氣吞聲，最多換一個好的就行”的重要原因.

　　而玉田縣工商局提供的一組數據則在顯示著另一個問題：玉田縣工商系統加上消協一起165人，負責管理全縣750個村65萬人口的消費市場；在玉田縣林南倉鎮，工商所8名工作人員負責管理周圍150個行政村近15萬人，平均每人負責近20個村，而他們很大部分的精力還是在收取各種管理費上。

　　“工商所管哪管得過來啊。”林南倉鎮老干部協會會長李宴清說，鑒于此，他帶動附近鄉鎮65個老干部自愿組成了一支“老年維權志愿者”隊伍，“有時間就去檢查市場，有了情況再去反映。”

　　縣消協連買水的錢都沒有

　　工商缺人，消協則更缺錢。

　　“我們連買瓶水喝的經費都沒有。”玉田縣消費者協會秘書長馮小讓感慨。上次“一會兩站”，“好不容易找了點贊助，給來開會的發了10塊錢的誤工費。”開會縣消協有10個人，一大半是45歲以上的老干部，“老干部有面子，調解問題容易。”人事關系都在工商局。

　　馮小讓一直有個疑問：“消協和工商局是什么關系？”，他忍不住問：“在北京，他們是獨立的吧？”

　　“這樣做是保護地方消協。”中國消費者協會投訴與法律事務部主任王前虎介紹：目前，絕大多數縣級消費者協會都是和工商局在一起，“要保住他們的身份解決后顧之憂，是當前的中國特色，”在農村，有權利收費的工商一直和稅務，交通一起被視為“有錢的部門”。

　　“在上海浙江和蘇南一些地區，消協倒是不缺錢。”王前虎稱。

　　1999年，中國消費者協會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會兩站(鄉鎮建立消協分會，村建立消費者投訴站和12315投訴站)”維權網絡。旨在加強改善農村消費環境。

　　“縣消協都沒經費，那就更不用說鄉和村了。”王前虎也清楚沒了經費也就難有約束和激勵，“一般都是鄉鎮的黨委書記鎮長兼消協分會長，村主任兼村兩站站長。”

　　“人不一定一門心思沖著錢。負責一會兩站可以得到村民的信任，心理上可以得到鼓勵和安慰。”王前虎認為“一會兩站”的負責人大多數還是擔起了農村維權的責任義務。

　　“哪能每個人都像他那樣沒事天天跑這個呢？”馮小讓和高青山都認為丁國順這樣負責任的村“兩站”負責人形象不具有普遍意義。馮小讓說：“他是沒結婚，要是有了老婆還能讓他這么跑？”

　　農村個人維權路茫茫

　　丁國順在2005年成為南林倉8村“兩站”負責人之前，一直是個個人維權者。

　　丁國順自己稱從沒有向幫助維權的對象收取一分錢，而在丁和他曾經幫助過的絕大多人眼中，遇到了假貨，“只要包退換個新的，就行了”。他們甚至都沒想到，其實買了銷售假貨的，店主給換了新的之后還可以索賠的。

　　“那他更不好收費了。”曾經依靠知假買假故意索賠的維權方式備受爭議的王海認為。

　　14年里，丁國順唯一一次例外是一位小商販曾經因為5毛錢的火腿腸里有線頭而賠給他2塊錢，“賺了一塊五。”

　　王海因此斷言：“這不是一種常態，光有成就感沒用。”王海還認為，法制觀念的淡薄和專業性不足將決定農村個人維權者最終只有兩條路，“要么自生自滅，要么加入組織成立公司。”

　　個人維權者和執法機構的合作也是一個問題。在玉田縣工商局和消協內部，很多人對丁國順一點都不感冒，高青山和馮小讓稱其為“怪人。”而另一邊，丁國順也不怎么領情，“消協只是我的主管機構，其他沒任何關系。”

　　不過，丁國順家的六七份報紙都是馮小讓給訂的。丁引以為豪的“六臺彩電”也都是消協張羅著送的，就是丁國順的“投訴登記本”的封面也印著玉田縣縣消協的字樣。“每年，我們都要給他弄點贊助。”馮小讓說。

　　31歲的丁國順和大他幾歲的高青山對生活有著不同的期望：

　　“我現在工資加起來才1500塊，太少了。”工商局科長高青山覺得自己的收入在縣城只能算中等。

　　“娶媳婦？現在沒想這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有很多事等著我去做。”農民丁國順被馮小讓認為“很能說，比一般的領導還厲害。”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飯要一口一口地吃。”王前虎還是認為改善農村消費環境“不能想的太超前，要適應中國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