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國順12年免費維權真假 農民王海出路難尋

　　姜鏘

　　擁有8億農民的中國農村似乎正快步淪為消“廢”品大市場之時，31歲的河北下崗工丁國順終于被籠罩上了“農民王海”的光環。

　　3月12日，下午，在唐山市玉田縣林南倉鎮8村臨街的小屋子里，丁國順很職業地迎著

照相機鏡頭整了一下衣領，挺直肩膀，而一旁的馮小讓則備顯局促，笑著感慨道，“他是明星，見過大場面，拍他吧”。馮是玉田縣消費者協會的秘書長。

　　同任何一個普通下崗職工相比，近日的丁國順確實算是“大明星”： 2005年4月，丁走進了人民大會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烏云其木格稱其為“農民維權的代言人”、“開創了志愿者為農民維權的先河，值得向全國推薦”；2006年，被中消協提名為“2005年3·15年度貢獻獎”候選人物；在屋頂掛著四個大喇叭的家里，墻上隨處可見各級領導人的題詞和合影，柜子里也整齊地擺放著“唐山市十佳維權人物”、“維權先進個人”等各類證書。而兩天后的3月14日，丁國順還將趕赴北京參加中央電視臺3·15節目的錄制。

　　但與頭戴“農民王海”的光環不相稱的是，丁國順在當地并不是人們家長里短的話題，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位明星級的“農民維權代言人”。在和丁家相隔不到百米的小院里，五位曬太陽的老漢都不知道丁國順是誰，“8村的？那你往前走吧。”在和丁家相隔不到一里路的公路旁，于春山開著一間小書報亭，他也沒聽說過丁國順打假的事。甚至在丁家斜對面不到10米的“時代電腦”店里，店主楊繼東也不知道丁國順住在哪兒，“不知道是誰，你再問問。”

　　而事實上，直接負責全縣打假工作的玉田縣工商局經濟檢查科科長高青山也一直稱從沒和丁國順打過交道，也沒見過面。不過私下里，他這樣評價丁國順：“就是個怪人，沒什么好說的。” 最近，高青山一直忙著應付上級催要丁國順維權情況的材料的事。

　　丁國順的1994

　　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開始正式實施。在丁國順的家庭圖書館里也保存著十幾本1994年版的王江云主編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講座》的小冊子。

　　然而，1994年的丁國順還未曾想到此后的10多年將會和“維權”結緣。那一年，他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命運的起伏轉折。

　　1989年，14歲的丁國順進入河北供銷學校學習；在供銷社任職的父親希望小兒子來繼承自己的職位。這種做法在90年代初的中國農村是相當普遍而自然，而供銷社在當時按計劃配置資源的背景下也是令人羨慕的好差使。“當時職工的子弟就是小學畢業也可以繼職。我讀的那學校現在都是大專了！”談起十多年前的往事，丁國順無疑是自豪的。

　　在學校上學不到一年，丁國順就按部就班地成為了林南倉鎮供銷社的一名普通職員。這在當時是令人羨慕的。“我那時候就買了摩托車，還是125的。都轉城鎮戶口了。”在丁國順心中，那段時間是經濟上最寬裕的。他和哥哥也都在小鎮街道的“繁華地段”各有了三間店鋪。不過他一直把店鋪辦成“家庭文化站”和“家庭3，15投訴站”；而對門的哥哥則開著小鎮上唯一一家叫“欣達隆”的保健品專賣店，門口的廣告牌上寫著“豐乳壯陽”，小店里的貨架上混放著“婦炎潔”和“生命一號”。

　　然而，1994年，和當時的很多人一樣，丁國順也從林南倉供銷社下崗了，供銷社被政府賣給私人了。“政府讓我們自謀生路，想當農民也當不成了。”

　　一根火腿腸引發的維權事

　　從下崗工人轉向農民維權，對丁國順來說其實很偶然。

　　1994年的一個夏日，丁國順在家門口的小商店花5角錢買了一根火腿腸，吃著的時候發現里面有一根線頭，便找到店主要求退貨、賠償。店主卻說自己只管賣貨，出啥問題讓他找廠家去。“怎么找啊？跑上幾百里去廠家？那不可能的。”丁國順還記得當年的想法。

　　此時他家里已經有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找到相關條款后又去找店主。“消法規定，經銷商是第一責任人，你不給我解決，我就到消協投訴你去。”店主一聽丁國順要去消協投訴，頓時沒了脾氣，給他換了一根火腿腸，還退給了他2塊錢息事寧人。

　　初戰告捷的丁國順打定主意，只要有理的事，就要“鑿鑿真兒”。

　　但隨后丁國順的舉動卻引起了街坊鄰居的詫異：1994年，丁國順把家里為給他娶媳婦蓋的三間臨街平房“挪作他用”，建起了“家庭文化館”和“家庭3·15宣傳投訴站”。

　　直到現在，丁國順有時還為自己的舉動感慨，“要是租出去的話，一年收個3000塊錢沒問題。”

　　真假維權

　　在丁國順的記憶里，第一次幫別人維權也是在1994年。

　　玉田縣位于河北省東北部，雖然地處京、津、唐腹地，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但是當地農民絕大多數還是以種植農作物為生活來源。

　　農民最怕的就是買到假種子、假農藥、假化肥：一年的收入全在地里面，萬一買到假種子，這一年就算白忙活了。

　　1994年，村民李存貴從一家種子店買了麥種。開春別人家的麥苗都返青了，唯獨自家的沒反應。追肥、澆水，經他一番折騰，麥地好不容易出苗了，可總是比別人家的麥子長得蔫。李存貴懷疑買到了假種子，可找到經銷商，人家不承認。

　　“一年的收成眼瞅著要落空，老李憋屈得滿嘴起泡，急啊。”丁國順說，他決定幫李存貴討回公道。

　　但經銷商根本不把丁國順當回事。無奈之下，丁國順直接把電話打到了縣農林局局長家里。最后玉田縣農技專家對種子進行了鑒定，證明是被淘汰的種子。最終經銷商服了軟，丁國順幫李存貴拿到了近千元的賠償款。

　　此后，丁國順“幫人維權”的名聲日漸傳開，“大大小小的事都來找我。”丁國順自稱。當地媒體曾經報道稱：10多年來，丁國順共受理投訴案例450余件，調解216件，接待咨詢1.8萬人次，為眾鄉親挽回經濟損失20余萬元。

　　令人疑惑的是：丁國順自己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實十年來自己受理投訴的案例具體次數，“這些東西，誰記得那么清楚呢？也好多年了。大概有吧。”丁國順稱。

　　但是，從玉田縣消費者協會發給丁的消費者投訴登記薄上看，這些數字顯然被夸大了很多倍。記者看到：從2004年4月至今，登記薄上有記載可查的消費者投訴僅有19例。事實上，2004年底，河北省按照中國消費者協會部署，開始在廣大農村建立“一會兩站(鄉鎮設消費者協會，村設消費者投訴站和12315投訴站))”維權網絡，丁國順家被正式承認為當地的“兩站”，“投訴的人應該是增多了的。”馮小讓也認為。

　　而對于“接待咨詢1.8萬人次，為眾鄉親挽回經濟損失20余萬元”這些數據，丁國順自己也承認不可能。“我是10%的經歷用在維權上，40%在文化站，主要的還是種子推廣。”

　　“做了40分的事，現在說成80分了。”馮小讓認為，“夸的比較厲害，要是真那樣還要我們消協干什么呢？” 馮所在的縣消協是丁國順開設的農村“一會兩站”的直接主管單位。

　　多面丁國順

　　在丁國順桌上僅有的幾張照片里，全部都是穿著型號明顯偏大的綠軍裝。“11年沒買衣服了！一件都沒買。”丁國順稱，他每次參加北京軍區某預備役部隊的活動，總會留個心眼多要幾套軍裝。

　　在投訴站后面，有三間不足6平米的小屋就是丁國順的家。“沒裝暖氣，太貴了。”在墻角一張缺角的桌子上，放著兩個吃了一半的饅頭，“中午吃剩下的，晚上再吃。”

　　即使在陽關燦爛的晚春時節，這三間小屋仍顯陰暗凄冷。家里唯一的親人、70多歲的老母親韓常文獨自坐在沒有起火的炕上，神情略顯呆滯，“說不上支持不支持，他就喜歡這個。”老母親的心愿只是兒子能早日成婚生子。

　　父親在三年前去世，生前一直支持丁國順免費代理維權。“我父親有退休金，還時不時的給我三五百塊。”父親去世之后，丁國順的生活更加窘迫，2004年之前，他只能依靠在鎮政府發報紙打零工賺取生活費。

　　丁國順內心深處很羨慕“農民”：因為是非農戶口，他沒有田地，糧食蔬菜全部要買，“一年要1500塊吧。”另外，由于林南倉鎮煤礦每年會給有地的農民600塊左右的土地賠償金，丁國順也因為不是“農民”而不能拿到這筆他看來不小數目的錢，“我姐姐家四個人，一年有2000多塊。”他很是羨慕。

　　對于外界傳言丁國順花3000多塊裝熱線電話，每年投入幾千塊錢買書定報紙辦文化館。馮小讓直稱“不可能”：報紙都是縣消協給他訂的，圖書也都是領導送的和捐贈的。“我自己哪來那些錢。”丁國順給記者算了一筆帳：現在在村委會做事一年有千把塊錢的收入，再加上農業推廣時好時壞的2000塊左右的收入，“可以維持基本的生活。”

　　隨著名聲日盛，丁國順也在為支出增多而煩惱：這兩天保定的一位婦女因為兒子眼睛被人誤傷找到了他，早上七點多鐘丁國順就給那邊回電話，給了對方三點建議，“長途電話費又要好幾塊錢。”

　　“我幫人維權12年，一分錢都沒收。”丁國順稱自己幫農民維權從不收取報酬時其實也有點無奈，“他們也沒有說給什么報酬的，大家日子都不好過。”事實上，一般來找丁國順的也確實家庭比較貧困而又實在“忍”不了的，“能忍的也就算了。”

　　2005年秋播時節，鄰村的孫福和從個體工商戶張望手里買了一袋化肥，撒了一兩天之后，老孫的手和腳開始起大大小小的水泡，奇癢難受。老孫跑了五趟，張望那邊還是沒反應，無奈之下找到丁國順，在工商部門的干預下，最終雙方的和解結果是：張望另給老孫一袋化肥了事。老孫在吃了幾片藥之后水泡消了也就算了。“索賠？還是算了吧，都是鄉親，人家老婆死了孩子在上學，也不容易。”

　　沒有得到任何補償的老孫其實也沒有請求補償的打算。而幫忙維權的丁國順也就不可能收費了，“也沒有任何收費的想法。十幾年了，都是這樣的。”丁國順自己稱。

　　農民維權出路：除了自生自滅就是被收編？

　　“這種免費維權不是常態，也不可能是常態。”曾因知假買假靠索賠賺錢的知名維權人士王海認為，“剛開始不收錢的名聲傳出去了，以后就更不好收了。”

　　做了14年農民維權的丁國順還是打算繼續做下去，“我天天看報，學習中央精神。”最開始，丁國順堅稱家里的七八份報紙都是自己花錢“每年幾百塊”訂的，不過在馮小讓面前，他還是承認了其實都是縣消協給免費提供的。

　　“我接觸到的農民維權的人都不是特別懂法，有很強的專業局限性。”王海稱，“要做到有理有據，在現行法律規范下辦事，”王海認為提高業務能力是農民維權者必須的。

　　玉田縣消協秘書長馮小讓則覺得丁國順“很有心眼，心思很深”，一個有意思的事實是，丁國順最初拒絕透漏任何一個他曾經幫助維權者的地址，登記本上僅有的三個電話號碼還全部都是錯誤的。最終在馮小讓的陪同下，領著我們在鄉間原野上走了3個多小時去見了他幫助過的四戶農家。丁國順自己解釋不愿增加農民負擔。馮小讓直言：“他做的事不像吹得那么厲害，不好去找。”

　　而另一個“有心眼”的例子則一直是丁國順的驕傲。老孫在最初找他的時候手上沒有任何購買化肥的憑證，丁國順支使他先去工商戶那邊要個條子，后來維權的時候就方便了很多。

　　在記者接觸到的玉田縣工商局和消協人士中，普遍都覺得丁國順“不匝地”。但丁國順自己稱從沒收到工商局給的經費，也不怎么打交道，“我不是工商局消協的下屬，跟他們沒什么大的關系。”

　　丁國順在物質上唯一可以自豪的就是“家里有6臺彩電。”“各級領導都在關懷我，這都是他們慰問我的。”3月9日，馮小讓還陪同唐山市消協領導給丁送了一臺29英寸的大彩電。

　　“他有事沒事就給上邊的領導打電話，”這是馮小讓對丁順國的印象之一，“跟我們縣里的聯系倒不多。”

　　“一般縣消協的經費都很缺，鄉和村一般都沒有任何經費，聯系他們的紐帶不牢固。”中國消費者協會投訴與法律事務部主任王前虎認為，如何加強農民個人維權與工商局消協機構維權的合作是目前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的一個新課題。

　　“這樣的農民維權要么自生自滅，要么成立公司或者加入組織被收編。”王海比較悲觀。

　　“不一定每個人心思都是沖著錢的。”王前虎對于農民個人維權則是很有信心。

　　“我還是會干下去的，要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出力。”丁國順也被馮小讓認為“很能說，比一般的領導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