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鴻兵

　　央企在2008年的時候，大量在海外金融機構，特別是投資銀行做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合約，從現在我們已知的情況來看，出現了比較大的問題和虧損。在2008年年底的時候，浮虧100多個億，有68個央企都做了這樣的交易，其中有26家是屬于可能跟海外直接做的，在這些交易中間，在這些金融衍生產品背后，都有高盛、美林這種大的國際投行的背影，包括我們看到的香港的雷曼賣的“迷你債”等等。我們可以做一個合理推論：當這些國際大投行已經知道市場發展的未來趨勢，他們在亞洲所兜售的一切金融產品，很可能都是“有毒”的。華爾街流傳著一句話“中國人賣給我們有毒的牛奶，我們賣給他們有毒的金融產品”什么意思呢？當這些人為了盈利的目的，在利益的驅使之下，明知道這個市場會出問題，明知道這些債券的組合會出問題，也會趁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之下，把這些有毒的債券賣給國企。

　　當然，在2005年底的時候，國內曾經有人提出外資銀行的比例，要占中國整個金融體系的70%左右，認為這樣中國的金融系統才安全。如果是高盛這個案件成立，全世界都認可的話，那么這個事件說明什么？當外資銀行擁有中國整個的銀行體系的70%的股權的時候，那誰來保護中國老百姓的儲蓄安全？因為對外資銀行來說，他們有強大的動機和沖動，要把這些儲蓄投資到這些“有毒”資產當中去，從而造成中國儲蓄者的重大虧損，而且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情況基本上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來說，經過金融海嘯，我們再反過來反思當初的很多做法，我認為都是非常明智的，包括咱們國家對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機構的持股比例，包括很多步伐的放慢，特別是港口直通車等等。這些措施，都有著一種戰略的前瞻性，而且從現在的情況來反思的話，我們國家做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另外一點，當中國和美國現在處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很多國際上的其他經驗我們也可以汲取，比如說日本的經驗。當年高盛在日本做空過日本的日經指數，當時高盛是把日本的金融體系進行重大殺傷的主要突擊力量之一。在當時做空日本股市和做空日本的很多金融產品的時候，日本的很多產業集團，比如豐田、三井財團，并沒有真正上當，他們還是以實體經濟為主，金融實際上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經過這一輪金融海嘯之后，中國有必要反思一下，我們是不是應該多向世界其他國家借鑒經驗，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應該以實體經濟為主，而金融行業或者其他的行業，應該是輔助實體經濟的發展的，而不能把它作為一個立國之本，或者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像實體經濟一樣。這兩者之間肯定是不一樣的，實體經濟是立國之本，金融只是一個輔助實體經濟發展的手段和工具，這樣的話，才能使咱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一個長治久安的保證。

　　經過這場高盛的洗禮之后，相信中國的投資人也好，機構也好，中國的決策者也好，應該對國際投行的本來面目認識得更清楚。這是一幫唯利是圖的人，是一幫不講道義的人，跟他們講義，講道是說不通的，跟他們只是存在著比較明確的利益關系。把這一點認清之后，他們身上的所有光環都將消失，他們就是在跟你談利益，他也只關心利益，為了利益，有時候可能要用一種非常不道德，或者非常不正義的手段賺取你的金錢，明白了這一點之后，中國在金融改革開放，走出去的過程之中就會少交很多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