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責任心是有限的，通過改制，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宣傳部劉副部長從另外的角度進行了解釋。

　　“假如不進行改制，大邱莊恐怕過不了金融危機那一關，更不會有今天。”這是采訪中記者聽到的比較強勁的說法。

　　“禹作敏時期，企業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有巨額的貸款，還有企業辦社會，集體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企業債務的窟窿越來越大，禹作敏出事兒后，企業散了，只能改，加上趕上了國家改革的大潮，”靜海縣的一位官員說:“改革是歷史的必然。”

　　大邱莊某有限公司的一位中層干部直截了當地對記者說，為什么改制？沒有資金，不改制不行。只有吸納資金，才能盤活企業。當時有的企業連銀行利息都還不起，有的就被銀行封了。”

　　“1993年大邱莊撤村建鎮，就開始逐步改革了，先改了津美，以原來的四大集團為基礎，變成了4個街，”回憶改制過程于建義說。

　　改制前，大邱莊的企業，百分之百是集體企業。好處是集體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項目單一，高度依賴鋼鐵工業；資金來源單一，主要靠銀行貸款；企業辦社會，負擔沉重等等。改制，開始了變公有為民營的過程。“能人”出資融資“入主”原集體企業，投資主體由單一變為多元，大邱莊形成了只有兩三家集體企業，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企業格局。

　　記者在鎮政府前大街南側和93社區里對15名村民進行了隨機調查，而這些采訪的對象，均懷念改制前的高福利時代。

　　當年，禹作敏在經濟上創造“奇跡”的同時，也給村民以從“從襁褓到墳墓”，包括房與車以至醫療的14項福利待遇。而在禹作敏時代結束的第三年，這些待遇逐步被取消了。

　　1996年3月前后，鎮政府改制的第一刀砍向了房子。短短的3個月內，大邱莊18萬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別墅全部出售給了村民。接著，禹作敏式的其它13項醫療、交通等福利，統統被取消。后來，村里的六七百輛轎車，包括凱迪拉克、林肯、奔馳，也統統被拍賣。再后來，企業改制，集體財產轉變成了個人所有，而對于絕大多數村民來說，則由企業的主人變成了打工者，地位與角色轉變了，原有的福利喪失了，這讓民眾無法習慣。

　　“我們懷念禹作敏時代，那時是共同富裕，我們的住房水電什么都不要錢，我們有保障，”年過古稀的禹老漢說:“現在只有滿60歲，才有每月200元的福利”；外地嫁來的一個婦女說告訴記者:“禹作敏那個時候連家里人吵架都要管，他希望家人和睦”； 年近耄耋的禹姓老者說:“現在社會治安也不好，電動車鎖在家門口也被偷，而那時候全民是保安，小孩都管事兒”。

　　“我想不干活坐在家里就吃飯的日子沒有了，過去14項福利，包括住房醫療電話，有人一個月電話費就花去了4萬多元，不改革行嗎？”對此，大邱莊鎮的一位領導說:“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鐵飯碗，能者多勞，能者多得，當然導致富裕程度相差較大，但是，這不單在大邱莊存在，全國各地都一樣，這也是市場條件下的必然；改革就是利益調整，這種調整是為了多數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人受到影響，任何改革，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受益。”。

　　關于現今福利，這位領導解釋說，不是沒有，是按照市場規律的要求改革掉那些不該由企業承擔的，反而增加了糧食補貼，每人每年補500多，免費上了醫療保險，還上了財產保險，60歲的退休老人每月給200元。對于村民增收，他說，一個是入股，通過分紅增加收入；還可以到廠子任職，通過勞動拿效益工資或勞務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