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統(tǒng)計數字亦表明，近年來城鄉(xiāng)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一個被反復引用的數據是，珠三角地區(qū)農民工月薪12年只“提高”了68元。如有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通貨膨脹的出現，主要與近年來信貸過多、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等國內外因素有關，而這一切皆非控制務工收入所能解決，而以控制底層社會的務工收入來抑制通貨膨脹，難免像有的政協(xié)委員指責“釘子戶推高房價”一樣避重就輕，瞄錯了方向。事實上，貧富分化既會導致消費領域的馬太效應，也會間接推動物價上漲。聰明如王石者不也說過，中國之所以房價高企，癥結不在于有人買不起房，而在于有人買得起房。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無疑是政府的首要職責。盡管“三防”被列為2008年政府工作的重點，但任何政策的出臺必須遵循社會公正的原則，而不能為了一個所謂整體利益而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則，就難怪有人表揚現在的官員太有才———為了刺激消費，政府就給公務員漲工資；為了抑止通脹，政府就“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

　　如今社會上流行著一句順口溜：“工資漲得像眉毛一樣慢，物價漲得像胡子一樣快”。其實，和胡子漲得一樣快的還有國家財政收入，比如說2007年中國財政稅收增加了31%，占到了GDP的21%.顯然，無論是與GDP的增長速度、物價上漲速度比，還是與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比，“務工收入過快上漲”只是子虛烏有，由此“防止務工收入過快上漲”也是個假命題。

　　中國改革船到江心，社會博弈日益激烈。曾經由政府主導一切、國家吞沒社會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細心對比前后兩個時代，不乏有趣的細節(jié)：在過去，是集全社會之力幫助國家(或者政府)懲治社會、防范社會，務求“大公無私”、“顆粒歸公”。所以，當社員們“薅社會主義的羊毛”時難免為千夫所指。而現在，漸漸覺醒與成長起來的中國社會因為“小私”走向“大公”與團結，不僅不遺余力地規(guī)范政府行為，而且不忘關注每個弱者的命運。當政府官員想方設法、無意有心地薅農民工剛長出來的幾根眉毛，或者說“薅社會的羊毛”時，社會能夠異口同聲、正大光明地反對。當說，從國家(政府)反對社會“薅社會主義的羊毛”，到社會努力反對國家(政府)“薅社會的羊毛”，這個轉變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收獲的一個大進步。

　　(作者系資深評論員)